认缴制度下（非破产情形）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研究

2013年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给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让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司内部自治以及债权人的关系,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一话题再次引起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也让如何更好维护债权人利益问题再次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本文基于实务中出现的大量非破产情形下债权人请求股东加速出资,以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案件,根据法院的审判思路,提出了认缴制度下（非破产情形）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可行性以及构成要件分析。     

十倍赔偿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十倍赔偿制度作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表现形式,在预防食品安全问题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部分法官在面对十倍赔偿的适用条件、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是否以遭受实际损失为前提、实际损失和十倍赔偿能否并用等问题上存在偏差,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现象,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基于解释学原理,本文认为,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不以遭受实际损失为前提、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的同时可一并主张实际损失。     

人工智能视域下《劳动法》困境及对策探析

人工智能的出现给公众生活带来了很多智慧的力量,也挑战了现有的法律规范和法治。特别是在《劳动法》领域,当人工智能成为社会转型的强大原动力时,劳动形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给《劳动法》的应用带来理论和实践上两难的境地,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是否应该被授予《劳动法》主体的资格,新型劳动形式很难应用传统的劳动基准制度、就业替代和行业置换,影响了传统的就业结构。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了更好地发挥《劳动法》调节的作用,维持劳动秩序有序运行,规范从属劳动关系理论,适当变更劳动基准制度,完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政策和职业安全管理系统,必须解决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劳动法》实施困难。     

纳税人权利及其保护途径分析

在税收体系中,纳税人是承担税务主体。不仅是义务主体,更是税收所应该惠及的权利主体。虽然近些年,通过一系列法规的颁布实施,依法治税、依法行政的推行,加强纳税人的权利保护,但是不能否认、不能回避的是对纳税主体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征税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纳税人诉讼的资格和范围受到限制,税法碎片化、缺乏稳定性。针对这些问题应当通过立法适当限制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拓宽纳税人的诉讼渠道;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税务代理机制。如果能将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快税收法治化的建设,也必将促进我国整体的法治建设。     

强制医疗程序相关问题思考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增设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开创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先例,强制医疗程序施行近10年来,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部分障碍及问题,需要重视并尽快解决。本文从实践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关解决建议,以期能从实践中减少相关障碍及问题,从而使各方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以利于立法目的更好地实现。     

最有效的保护是主位保护

6月10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云南省系列活动帷幕启开之后,由云南民族博物馆和《今日民族》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云南民族文化遗产论坛"严肃而隆重地上演,来自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出版社、省民语委、省民族古籍办等单位和院校20多名专家学者,就我省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各抒己见,立论献策。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格桑顿珠、副主任木桢出席论坛并讲话。本刊摘录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在抗台救灾的实践中推进应急救助体系建设

在中央、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民政部的直接指导下,我省民政系统奋力抗灾救灾,有力保障灾民基本生活和灾区社会稳定,促进了“平安浙江”建设     

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权益保护

在执法过程中经常发生警察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为了维护警察的合法权益,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设立专门的警察权益保障机构。同时,警察执法要配备非杀伤性的控制性警械,要增强自我维权意识。     

授权资本制中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建构与行使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对授权资本制下不当发行的规制有所不足,后续修订应强化股份发行的事前规制。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是股东的保护性请求权,基于减少代理成本、禁令救济经济效率、股东权利的合同理论以及少数股东保护等正当性基础,应当在《公司法》中增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规制不当发行需兼顾公司融资与股东权利保护这两项价值,股东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需满足不当发行与股东遭受损害两要件,同时应规定股份发行之前董事的通知义务,尤其当特定认购人可能取得公司控制权时,董事会应事前向股东通知认购人的信息。《公司法》通过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事前规制不当发行,有助于强化授权资本制的体系效应与法律确定性。     

数字政府建设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规制路径

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是建构数字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公私部门一体调整的宣示性立法模式,目前既无法为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提供足够的规则指引,也未充分满足数字政府建设的需要。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建构,不仅需要考虑公共部门相对私人部门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特殊性,还要兼顾数字政府在技术和治理这两个层面的革新,进而制定专门规则。风险规制模式不仅是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能够为一体调整模式提供理论基础。通过风险预防原则的适当运用,对个人信息权利的风险化解释与调适,风险管理、风险交流和风险评价等风险规制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合作治理、独立规制机构、技术治理、回应治理、试验规制和软法之治等风险规制策略的共同配合,建构以风险规制为导向的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是我国未来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