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企业形象的五个关键要素

<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活动主体。企业从市场上获得生产要素,经过内部各生产环节进行增值,最终为市场提供符合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任何一家企业在市场上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需要与相关方,包括投资者、供应商、消费者、客户、银行、社区、政府等团体进行交往。在企业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会对相关方形成一定的感知。随着交往的持续、沟通的增加,企业的各相关方对企业感知不断积累,就会产生对企业的印象     

留置措施规范化论要

留置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但理论研究基础薄弱,制度配套措施尚不完善,短期内难以有效指导实践。为此应当摒弃以往过度依赖立法的思维定式,以法解释学为工具,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以及合宪性解释等方法将留置定位为一种特殊逮捕。同时为了进一步实现留置的法治化,应当打破逮捕既有的理论窠臼,以宪法的视角引入基本权利干预理论,以理念的革新推动留置条件的体系化与阶层化,最终将留置分为普通留置与重罪留置,将留置条件区分为作为基础性要件的证据要件、否定性要件的罪责要件以及核心要件的社会危险性要件。     

韩国老年人自杀现象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经受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后,韩国的自杀率急剧攀升,已连续十余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名列前茅,特别是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已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韩国的自杀问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年龄越大自杀率越高;二是越是偏僻地区平均自杀率和老年人自杀率越高;三是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成员国相比,韩国的老年人自杀问题非常突出。韩国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有重要的现实原因和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背景。贫困、疾病和孤独是韩国老年人自杀的三大直接原因;面对日益加速的老龄化进程,政府和社会缺乏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是事态得不到控制的重要原因;本土文化的衰弱与传统家庭的解体和消亡是韩国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背景因素。在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的老龄化速度以及由此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压力不亚于现在的韩国。我们应未雨绸缪,重点关注农村老年人、加强全民性以"敬老孝亲"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教育、逐步建立科学完备的养老机制。     

司法鉴定救助的实践性反思与制度改进

司法鉴定救助实践随着2005年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而渐成规模,其产生原因,一是部分当事人过于贫困,完全无法承担合理限度之内的鉴定费用;二是如同“四川天价鉴定费案”所反映出的社会鉴定机构的市场化与盈利化的功能定位,造成一些当事人无法给付鉴定费用.虽然众多省市司法行政机关与社会鉴定机构针对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救助行动,但司法鉴定救助的实践运作尚有较大改进空间.事实上,司法鉴定救助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与地方因地制宜,建构政府主导型与社会鉴定机构积极配合的操作模式;此外,国家还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合理规范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同时平衡司法鉴定的救助需求与社会鉴定机构、地方政府的救助能力.     

警犬气味鉴定结论证明力的制约因素及证据化标准的构建

目前,警犬气味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一是鉴定主体资格认证制度阙如,二是警犬作业能力与实战的要求存在差距,三是现场勘查中嗅源的发现、提取程序与法律的要求存在差距,四是有效嗅源的保存与现行法律要求难以一致,五是鉴定中具体程序、鉴定有效结论得出的方式尚无明确规定,六是警犬技术鉴定过程中的复核程序与现行法律的要求不相一致。应从气味鉴定合法性审查主体构成、气味鉴定的前期准备、气味鉴定过程设计、鉴定结论形成、鉴定后复核设计等方面构建警犬气味鉴定结论证据化标准。促进其获得法律的证据地位。     

奋力推进新一轮弯道超越

【正】在刚刚闭幕的省委十届五次全会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强调,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又一次弯道超越历史机遇。全省上下要积极抢抓、充分利用好一切有利因素,切实将发展机遇转化为前进动能。这是省委省政府基于对经济新常态内涵的准确把握、对湖北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对湖北在中国经...     

浙江省临时救助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正>社会救助是一项"托底线、救急难、保民生"的基础性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推行精准扶贫是当下政府缓解困难群众生活压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救急难"相关政策在我国制度体制机制、申报审核流程,以及实施过程当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繁复问题。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绍兴、宁波、温州、丽水等地民政部门进行实地访谈与调研,同时结合发达国家与我国先进省市的经验,提出了"对现行部门组织进行精简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受助者审核、建     

民政部2021年一季度的工作重点有哪些?

1月25日,民政部举行2021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1年一季度相关工作安排。——在社会救助和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方面,切实抓好节日期间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研究完善现有兜底救助类政策,巩固提升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成果,建立社会救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     

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判断标准的建构——兼谈起诉条件的“双重高阶化”

《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不仅将诉讼要件置于起诉条件之中,同时"直接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义务人=正当当事人"的公式抬高了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进而导致了"双重高阶化"。之所以出现该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将正当当事人作为实体问题并与实体权利义务人"无缝连接"所致。通过对正当当事人理论的分析,正当当事人的性质并无"实体/程序"的界分,有此界分的是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其经历了从实体权利义务人至"法的利益"的变迁。若将正当当事人与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分离,进而将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降低为"法的利益",则可在不改变《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同时,兼顾"案多人少"的司法现实,初步实现起诉条件的"低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