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本权利作为法律行为无效的判断标准——最高法院1988年“工伤概不负责”案《批复》之检讨

宪法基本权利确立了一套客观价值秩序,既适用于国家与人民,也拘束私法关系,是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标准之一。由于宪法时下还不能作为判断法律行为无效的直接依据,应当将侵害基本权利的法律行为无效事由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与违背公序良俗都是法律行为无效的判断事由,基本权利透过公序良俗即可单独否定法律行为效力。最高法院1988年工伤概不负责案的《批复》将基本权利既视为法律又视为公序良俗,以此否定法律行为效力,在方法上欠为妥当,应予检讨。     

论高校突出以德立教

高校突出以德立教,是环境与现状的迫切必要,是教育地位的客观要求,具有为执政党服务的阶级属性。有利于高校、大学生、社会、国家的整合利益。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突出德育为首、强化思想建设的重大举措。要坚持德法并重,全力齐抓共建,重视师德建设,加强道德修养,变革德育手段,构建以德立教的长效机制。     

高职艺术人才“岗课赛证”融通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产教融合的教育理念,它对我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具有重大的意义。近些年来,我国高职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行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并获得了社会和行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但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文章将从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的“岗课赛证”入手,研究“岗课赛证”融通下的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等方面联动的培养模式。期望为新时代高职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智能时代的AIQ人才养成+产教融合路径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人类跃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运行方式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依托人工智能社会发展的两大组成部分即产业发展和教育发展更加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产业的良好发展为未来教育目标的实现指明方向,教育的发展为产业提供了智力支持。我们的下一代成长过程中需要具有AIQ（人工智能商数）。在此环境下,如何进行适合河北省新兴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如何推动河北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如何从教育的角度对各个阶段进行优质的人才培养,如何形成良性的产教融合,是河北省应该着力组织和投入的全方位振兴关键性发展问题。本文根据河北省教育发展现状对河北省AIQ时代的人才养成和产教融合路径进行了剖析和研究,根植河北省本土文化,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背景下“教考分离”创新模式研究

“教考分离”模式是公安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在新形势下的实现方式之一,较好地解决了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学生入警难的问题,也有效缓解了警力缺乏与警力资源浪费的矛盾。公安院校毕业生的招录体制改革需要不断优化,使其更好地适应警务机制改革的需要。通过对参加联考考生的调查和访谈,结合联考动员、辅导、备考等情况,应着眼于“教考分离”模式与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将重点放在“抓总体设计、改课程大纲、变教学思路、调教学内容、强管理保障”等五个方面。     

再论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案例法的视角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有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制度,但这一制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执法部门在实践中也没有用好这个制度。本文以新近发生的三个事例作为引子,提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原则、道德的一般原则及隐藏于它们之后的与时代相适应的公平正义观念;其具有公众性、普遍性、客观性特点,内容上至少应包含平等、正义和秩序。     

新时代推进团教协作的方向与路径

新时代,青年学生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如何通过构建团教协作的服务育人模式,切实服务青年需求、引领青年思想、凝聚青年力量,成为当前共青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关注的重点。为此,共青团应坚持党的领导;成立协作机构,培育基层联盟;优化运行机制,完善制度建设;创新内容载体,打通发展通道;建立多维保障,探索多元治理。     

打造特色“双元育人”模式——以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为例

新时代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双元育人”模式,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当前职业院校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时代发展的要求,结合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特点,围绕“双元育人”模式的内涵,从育人模式、课程构建、教育资源等方面进行详细研究,希望促进和提升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十四五"公共服务亮指标

近期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系统谋划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和文体服务保障9个领域基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设计了诸多指标。     

《商标法》第44条第1款评注

经过历次修正,《商标法》第44条第1款从原来的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混合规定转变为现在的单纯绝对理由条款。本文首先分析了该条款的法律适用的各个方面。其次,对其中“不正当手段”规定,结合实践提出,应坚持其绝对理由条款的性质,无需过多地关注商标是否实际使用,而应注重其不正当的意图和行为,应区分转让人与受让人的不同情况以确定是否适用“不正当手段”规定。最后,对2019年修正《商标法》第4条与“不正当手段”规定在法律适用中的冲突进行了研究,建议将对大量抢注和囤积注册行为适用第4条的规定,将“不正当手段”规定作为绝对理由的兜底条款,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相对理由的兜底条款,使商标授权确权法律规则体系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