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教唆犯的性质引发的矛盾与问题及其出路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我国教唆犯实际上具有以独立性为主的三重属性，这引发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最大限度地贯彻共犯从属性说对刑法相关条文进行修订。     

马克昌刑法思想述要

在中国法学界,马克昌教授是令大家非常尊敬的前辈。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昌教授为中国刑法学、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以及刑事法学的人才培养殚精竭虑,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年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将迎来马克昌教授的80寿辰,为了弘扬马克昌教授五十年来追求真理、探索新知、传道授业、泽被后学的精神,我们特约专稿采撷马克昌教授的学术思想,以表本刊对马克昌教授的敬意。     

教唆犯未遂的法律认定

一、教唆犯的性质问题就教唆犯理论而言,首要的是其性质问题。[1]正确认定其性质对于分析和研究教唆犯未完成形态具有前置性的决定意义。其实,教唆犯的性质,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居于何种地位以及其与实行犯关系的问题。对此,学界主要存在如下观点[2]:     

教唆他人犯罪,同样难逃法网!

案例:王志军是某步行街上的巡逻保安员,平时主要任务是协助民警维护步行街上的治安。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王志军在步行街已经小有名气,协助民警抓获过很多在步行街实施盗窃的小偷。王志军发现,现在所抓获的"小偷"年龄越来越小,有的还不到十岁,本身就是一个孩子。而真正的犯罪头目却躲     

论连续犯与教唆过限

连续犯与教唆过限的竞合,是共同犯罪中出现的一种较为复杂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根据连续犯的概念并结合教唆过限的特点来认定连续犯教唆过限的基本构成特征.同时,在连续犯教唆过限的场合,应当区分其不同的类型来确定教唆犯和被教唆人的刑事责任,这样,才能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教唆犯罪中实行过限认定的本质和标准

对于教唆犯实行过限问题的研究在共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对实行过限问题进行了探讨，但都未得出统一结论，我国刑法对于实行过限的认定问题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在处理教唆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实行犯所实施的行为与教唆的犯罪内容不一致，即超出共谋犯罪故意的行为的认定有一定的争议，并且认定教唆犯实行过限的具体标准也比较模糊，从而导致了定罪量刑不一的情况。在司法认定教唆犯罪中实行过限的问题上，既要遵循结合主客观相一致、具体标准和抽象标准相结合的原则，又要从教唆犯罪的类型、目的、手段等具体细节来得出是否属于实行过限的结论。在难以得出认定结论的模糊地带，应秉承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     

教唆犯的预备与未遂

共同犯罪问题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教唆犯问题又是其中一个难点。学术界关于教唆犯的理论问题存在多种学说,文章根据不同学说对教唆犯的预备与未遂进行了研究。     

晚近我国参与论研究的四大误区

晚近以来,我国刑法学界中推崇德日刑法的不少学人,过分依赖于区分制体系来解说我国的相关刑法规范。这种不加深思的拿来主义,造成我国参与论研究出现了四大误区:对作为犯罪基底的行为概念的视而不见;罪责刑法的普遍退却;共同犯罪共同性的不当"反动";教唆犯认定的过分精细以及不当限缩。     

论“教唆未遂”与“未遂的教唆”——三大法系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共犯从属性理论否定教唆未遂;大陆法系共犯独立性理论通过改变实行行为的概念论证教唆未遂;英美法系刑法理论超越教唆未遂;中国刑法理论在语境混淆的状态下论证教唆未遂。在三大法系内部,对于未遂的教唆是否可罚均存在着巨大争议,其关键都在于教唆犯的成立在主观要件上是否要求教唆人具有目标犯罪的罪过;仅从我国《刑法》第29条有关教唆犯的显性条款规定看,我国刑法对“未遂的教唆”似乎没有处罚的依据和标准,但是通过对该条隐性条款的解读,“未遂的教唆”在我国刑法中可以找到处罚的依据和标准,该问题在深层触及到如何理解我国刑法教唆犯的量刑规定。     

论教唆犯未遂的范围——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检讨与完善

教唆犯的未遂涉及到教唆犯和未遂犯两个刑法理论上有争议的犯罪形态,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29条第1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而对第2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则存有争议。本文拟就教唆犯未遂的范围略陈管见,探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含义,指出刑法第29条第2款所存在的缺陷并对该款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