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转轨道路比较分析

中俄两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制度的过渡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也因而取得了不同的成效。本文主要探讨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两国改革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分析两国改革的绩效差异以及普京时期所进行的政治经济调整是否意味着对前一时期俄罗斯改革道路的否定,希望通过对俄罗斯转轨道路的反思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借鉴。     

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研究

网络作为当今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在人们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人类社会正经历由原子(atom)时代向比特(bit)时代的转变。国际互联网及其拓展的广阔的“数字空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虚拟社会”。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如何认识“虚拟社会”,如何处理“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以及怎样去应对互联网本身给传统社会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虚拟社会的概念解读我国学者对“虚拟社会”已有了相关的研究,多数社会学者认为“虚拟社会”就是指“网络社会”,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它的虚…     

思维差异和英汉数字习语翻译

数字作为一门语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样以它独有的魅力展示不同语言的思维差异。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英语和汉语对数字的描述也各有特点,从思维差异的角度出发,在英汉数字习语的描述和分析中,找出恰当、准确的翻译数字习语的方法,有利于更好、更有效地学习和运用英汉语言。     

开放经济下欠发达的西部民族地区优势产业选择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都是欠发达区域,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很多学者给出了解释;本文认为由低水平的分工和专业化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停滞不前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开放经济下欠发达民族地区必须融入经济竞争的市场中,并利用其自身资源优势,在比较优势的原则下.选择有民族特色的产业作为重点优势产业发展,才能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保释金制度之理性分析

保释金制度自产生后即广受争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自身的发展。对保释金的价值及适用规则等问题进行分析、比较,并对如何构建我国的保释金制度提出具体设想,冀有益于我国保释制度的建立。     

论传统法中的神秘数字——数字人类学的法律之维

数字的神秘性作为传统法律的一个鲜明特征,主要来自"神秘数字"这一人类学的概念,根源于原始社会对时空的直观认知以及有限的计数能力,并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导引机制,沉淀到法律文化的深层,在特定语境下影响着法律的废、改、立.而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下,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法律制度变迁,法律中的数字出现了"去神秘化"的趋向,一定意义上促...     

智利和墨西哥社会保障法比较及其启示

本文比较了智利和墨西哥两国的社会保障立法,重点分析了两国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历程、保障待遇、融资、基金投资运营以及社会保障管理监督体制等方面的情况。借鉴两国的立法经验,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社会保障法律应当编织覆盖全民的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工作应当有机管理、独立监督,对养老保险基金应当进行富有成效的投资运营。     

数字赋能职工疗休养的逻辑理路与路径探索——基于“杭州职工疗休养”平台构建的实践与思考

梳理我国职工疗休养工作的历史发展脉络,结合当下数字化改革的背景,数字技术赋能职工疗休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基于职工需求的现实驱动。数字技术将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性角色,更应成为工会改革发展的重要场域。以“杭州职工疗休养平台”的构建为例,开发涵盖多层次的疗休养服务与科学运维体系,着力构建与职工疗休养密切相关的多元化应用场景,积极探索职工疗休养平台数字化建设的有效路径,从而实现职工疗休养工作高质量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下的生产社会化与企业分工协作:演进与特性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原料为劳动对象,利用数字化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活动的经济形式,在此基础上,数字技术经由企业分工协作体系的重塑推动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企业分工协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企业间网络化分工协作和企业内部数字劳动过程,可发现并阐明数字经济下生产社会化中的最新进展及其双刃剑特性。该性质表明:数字经济既可以推动生产活动向社会化方向发展而代表更先进生产力,同时也会激化企业分工与社会分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此表明,数字经济下的生产社会化演进必将呈现出企业分工代替社会分工,以及所有制形式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形式转变的发展趋势。     

乡村数字治理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不动”的困境延续到了乡村数字治理中,表现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官僚化、悬浮化、形式化和技术化,本质为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数字改造伴生的国家政权干预压缩了乡村自治空间,悬浮型乡村治理结构中干群关系的松散难以产生有效动员,以及农民自身数字能力贫困的制约,阻碍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须通过还权赋能,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意愿、能力和权利,重塑农民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