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背景下德国滥用市场力量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代化——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订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拥有成熟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二元体系,其在第十次修订中加入了拥有竞争相关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响、拒绝开放数据接口行为如何适用必要设施原则、中介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禁止具有跨市场竞争显著影响力的超级平台滥用行为等回应数字时代市场竞争新特点的条款.我国《反垄断法》修...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利益均衡视角下数据产权的分类分层实现

数据产权是经济学和法学学科交叉背景下的复合问题,面临着学科逻辑范式的冲突以及效率与权利(益)的本位偏异,这也是数据产权研究分歧不断的原因所在。从分歧的起点出发重新寻找数据产权问题的共识域,发现以利益均衡为连接点,平衡效率、人权、公共三重价值取向,才能实现数据产权的规范性整合。传统“个人—企业”二元主体的类型化标准无法有效回应数据产权的复杂场景和利益冲突,应当构建起“数据属性—主体类型”的复合分类标准与“阻断触发”的分阶段判断要素相结合的“2+1”数据产权分类架构。同时,在类型化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数据框架性产权的法律弱保护与均衡约束,相应设定产权实现的负担条件和边界限度,以数据使用权利的适度扩张与激励相容促进多主体数据产权联结,以数据收益公共产品化与数据课税推动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进而实现数据产权的最优配置。     

涉案人员活动轨迹侦查的数字化变革与风险控制

在数字时代,涉案人员活动轨迹侦查发生变革,取证对象从点状的位置信息发展为聚合的敏感行踪轨迹数据,收集手段从行踪监控发展为任意性调取、查询行踪轨迹数据,分析方式从人工筛选发展为大数据分析。这引发了不当获取涉案人员个人敏感信息风险、收集使用行踪轨迹数据的安全风险、活动轨迹侦查权力扩张风险。鉴于此,涉案人员活动轨迹侦查应当从个人信息导入、数据安全控制机制建构、任意型与强制型的二元法律属性划分及相应程序规范构建等方面加强风险控制。     

大数据视域下公安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公安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提升了公安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便捷性、科学性和智能性;另一方面,暴露了公安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意识淡薄、大数据平台建设不足和大数据信息管理不力等问题.公安院校要遵循大数据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机理,创新教育理念、路径和机制,充分发挥大数据...     

大数据时代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分歧及其调和路径

大数据时代下,无论从公民个人信息所涵摄的权益内容还是从规范价值的立法初衷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属性理应界定为兼具"个人属性+超个人属性"的复杂法益。而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路径既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内部通过立法技术与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调整,也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外部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刑法条款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相衔接。     

新经济环境下的江苏区块链产业发展

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中学习时深刻论述了区块链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趋势及其产业创新模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江苏大力培育壮大“三新”经济,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引领未来20年产业革命的ABCD四大关键产业中,人工智能(A)、区块链(B)、云计算(C)和大数据(D)的作用和地位各不相同。以云计算和大数据支撑起来的人工智能决定了区块链技术的基础,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创新也会促进人工智能的产业升级,同样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停滞也会抑制相关产业的优化。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的"知情—同意"框架偏向于通过信息主体自治以保护个人信息,这一路径选择对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构成了严苛的限制,实践中也存在形式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经验逻辑看,"知情—同意"规则需要考虑更为具体的场景;而在具体场景中,对信息主体的经济激励机制可以引导和促成信息主体的"同意"。因此可以将经济激励作为同意的促成机制,这有助于在不偏离"知情—同意"规则的前提下,为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双重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平衡方案。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信息处理者可与信息主体共享数据利用产生的经济收益,由此适当突破"必要性原则",获得超出为信息主体提供服务之目的的数据处理权限。但经济激励机制亦需受到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制,避免被泛化为普遍适用的数据处理后门。在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中,可以考虑引入经济激励制度,构建人格保护与利益激励相结合的"二元机制",在坚持人格保护的原则下,通过经济激励机制有效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     

数据交易下权益边界的实践探索与调适

数据作为区别于传统客体的新兴民事权利客体,依附数据交易而实现其特定价值,同时具有社会资源、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法定属性。数据交易下,其权益边界成为民事权利主体资格探讨的必备要素,关乎着数据主体资格、法律关系和私权制度价值。我国司法实践认为数据权益应因其劳动增值而取得,美国则认为数据权益应当回归数据应用的价值。基于分析,对数据权益应严格数据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同时基于数据交易而赋予数据控制者基于数据主体的衍生权利,并建立各类数据控制者之间进行数据流转的合规性标准,以求在总结司法实践和立论的基础上,为数据权益的边界界分提供参考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