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研究

我国现行电子数据审查规则围绕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关联性四个层面展开。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过于强调真实性审查,而忽视其他层面的审查,甚至认为后者的价值顺位可以让渡于前者,补正采用。在取证活动中,此种做法不仅易使公民权利遭受侵害,而且可能引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等一系列问题。故应当从权利保障的视角重构取证原则和程序,依据价值层次重构审查规定,梳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使合法性审查发挥实际效用。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限缩适用——兼论数据犯罪的法益侵害

数据蕴含的巨大价值引发了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本质上,该问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不法争议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解决的根源在于梳理获取数据的行为对象与样态,进一步解释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理论界对数据技术属性提供刑法保护以及法益独立化保护的主张,体现了刑法技术化倾向,与法益证成标准及法益理论初衷相悖。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将数据犯罪的刑法性法益定义为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或者国家法益的传统法益,行政法层面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法益只能作为先法性法益影响数据犯罪的量刑,以调和刑法保障性与谦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方案应当是坚持本罪“法益保护传统化”的限缩适用以及“具体危险犯”的妥当适用标准。     

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几点感悟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目前有关单位和行业正在组织学习和讨论。本人愿借《电子知识产权》月刊的版面谈一谈对《条例》中某些规定的理解,也算是个人学习《条例》的心得体会,以此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信息网络传播与出租、出借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同于出租、出借行为,也不同时构成出租、出借行为。原因有两个:一是信息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而出租、出借不具有这种性质;二是出租、出借涉及复制品,而《著作权法》和《条例》没有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涉及“暂时复制品”。区分信息网络传播与出租…     

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

经济调制权与市场自治权这对矛盾耦合体,是经济法制建构和运行的基础。两者之间既对抗博弈,又存在合作共生的空间。经济制度的设计扭曲和运行偏差,会导致两权对抗的激化,并扼杀社会经济的内在活力。以“孙大午”案和“铁本”案为代表的政府对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管制,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以行政监管为主辅以泛化而苛峻的刑罚的管制模式,留给民间自主融资的空间十分狭小;市场自发力量基于生存发展的本能只能选择迂回和规避的策略,最终会在监管风暴中触网。这种对抗反映了监管当局对风险的警惕和体制外力量的防范,深层逻辑则是融资机制的不匹配和风险疏导机制的缺失。调制权和自治权并非是直接的利益对立关系,存在协调与合作的空间,关键在于各自准确定位、划清边界,设置适当的隔离和缓冲机制,强化双向信息反馈和机能调整,同时注意制度创新,实现科学发展下的和谐共进。     

把握好限制公民平等就业权的合理的度——从《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5条招致质疑说开去

新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5条限制了四类特殊公民的平等就业权。从权利限制的依据看,它由行政法规作出,违背“非法律不得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从权利限制的本质看,它属于“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构成对平等原则的违反;从权利限制的程度看,需要采用比例原则的视角,均衡成本与利益,采用更小限制的其他手段。该条款对平等就业权的不当限制,根源在于其违背了不当联结禁止原则。修改这一条款,也体现出宪法上宽容原则的要求。     

数据产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路径研究

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需要数据产权制度的健全。传统民事产权难以适用于数据要素,亟待制度革新以适应数字经济的生产方式。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型生产方式,包括劳动者的有酬劳动和消费者的免费劳动,其创造的数据价值需通过产权制度完善以公平分配给全体人民。我国数据产权分置改革是产权制度的创新,但在权利类型和具体内容等方面仍有待健全。在总体思路上,进一步加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聚焦数据开放利用和价值共享;在体系建构方面,将收益权纳入产权体系,并借助“共票”(Coken)促进数据的有序流动及其收益的公平分配;在规则设计层面,细化各项产权的具体内容,为激励多元主体创造数据价值提供制度保障。     

智慧停车管理应用初探

近年来,我国私人汽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停车难"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运用智能终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城市智慧停车服务应运而生,通过对城市停车资源进行统一联网管理,以此为基础向机动车驾驶人提供停车位信息实时查询和停车诱导服务,在提高停车场利润的同时让车主获得更加良好的停车服务,实现城市...     

量刑正义的程序之维

量刑权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内容,如何正当行使量刑权是一个关涉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双重界面的重大课题。量刑问题在理论上纷争颇多,在实务中也未获理想的解决,与我国量刑权的程序运作模式不无关联。本文在参酌两大法系关于量刑问题的程序处置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建立量刑权的程序制约机制的关键是设立量刑答辩程序并严格贯彻判决书量刑说理制度。     

大数据治理技术与央地关系的优化——基于信息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对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举足轻重。既有研究着重分析科层体系的相关因素对央地关系优化的影响,却鲜有研究系统考察信息属性的治理工具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治理工具,大数据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机遇,相关治理技术在中国场景下应用,对央地关系有何影响?其内在作用逻辑是何?基于信息政治学,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存在使中国央地关系长期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而大数据具有获取更多维度、更广泛群体和内容真实信息的优势,理论上能帮助中央政府充分掌握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从而优化中国的央地关系。大数据治理技术优化央地关系主要通过经济、技术和内容这三条路径。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是降低信息获取和运用成本,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常态型优化;二是提升信息获取时效性,使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技术可行性,推动信息型优化;三是提升信息质量和真实性,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在内容上具有实质性,从而有助于从决策内容和质量方面实质地优化央地关系。因此,大数据治理技术发挥作用,有利于央地政府间最终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摆脱以往的循环怪圈。不同于既有文献,论文从...     

关于空间利用权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空间利用权之概念、特征、性质及其存在条件的分析探讨了空间利用权与空间权之区别及其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关系,针对我国有关立法的现状,提出我国物权法对核心物权土地权利的规定应考虑未来实践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