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显著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未经质证而采纳是否应抗诉

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件的分析，指出在刑事案件中对定罪量刑有显著影响而又未经质证的证据采纳后是否应该抗诉进行了分析。如果是对定罪量刑有显著影响的证据，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证事实，应当通过公诉机关质证，未经质证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销售盗版出版物行为的法律适用

本文案例启示：对销售盗版出版物行为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违背立法本意,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打击此类行为,需要对《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制作、出售＂和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的＂销售＂作出立法解释,并修改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追刑标准。     

罪刑均衡原则视野下的挪用数额认定 对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行为的分析

挪用公款中的犯罪数额的计算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次或者一般的多次挪用公款数额的计算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争议．对其按照实际挪用数额或者累计数额计算已经成为理论及实务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公款情形下的挪用公款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却是存在着众多的争议。     

被人告发后供述其罪行的行为分析

[案情]谢某于2011年4月从老家信丰流窜到广州市越秀山公园抢劫外国人的现金,数额巨大,谢某作案后速回信丰。广州市公安局向有关省、市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知》,布置侦控。谢某在县城其居住地向他人吹嘘说在广州抢劫容易,一下手就得到了一大笔钱。在场有一位     

被告人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简要案情 ] 　　1999年 12月 13日凌晨 2时许，被告人杨勇、王兵、李刚驾驶由三方承包的中巴车在某火车站载客。三人预谋先收每位乘客车票 2元，待途中卖票时，提高到每位乘客收 20元。为此，与三位河南来汉农民刘某、余某、张某发生磨擦，以致争执。杨勇、王兵为迫使刘某购票而对其进行殴打；余某因害怕殴打而不顾阻拦强行跳车；杨、王二人又继续持棍殴打刘某直至终点，才将其放走，但被告人未实际取得财物；张某则因害怕殴打在跳车时因脑枕部着地，造成颅脑损伤而死亡。 　　此案在审理中，就案件性质有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     

浅析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数额量定问题

惩罚性赔偿源于英美法系，尤其在美国法中一直是一项颇为重要的制度。我国已开始在立法上逐步引入惩罚性赔偿并且收到了一定的社会实效，但是在惩罚性赔偿金数额量定上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的提出了我国惩罚性赔偿金数额量定问题并做了简要分析，以期促进该制度不断完善并发挥其应有作用。     

恒积大厦诉建纬律师迄今国内最高数额律师赔偿案

上海恒积大厦诉建纬律师事务所要求其返还律师费并赔偿损失一案，被认为是迄今国内数额最大的一起律师过错责任赔偿案，因而广受关注。本刊摘要刊登本案诉讼文书，意在客观地还原此案诉讼的真实情况。供对此案有研究兴趣的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研讨参考：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此次审判这起知识产权刑案时，法院是怎么来定罪量刑的呢？丁寿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期以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有据、宽严有度，注重发挥刑罚惩罚震慑犯罪和教育感化罪犯的双重作用，     

罪刑均衡原则视野下的挪用数额认定——对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挪用行为的分析

多次挪用公款,以后次挪用款项归还前次挪用款项的挪用数额认定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复杂情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但是,此解释与刑法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学者及司法实务者从各种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事实上,对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挪用公款行为的数额认定应当以罪刑均衡为标准,综合考虑挪用公款罪的不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