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作为定罪条件后不能再作为量刑情节

【裁判要旨】前科在作为定罪条件后不能再作为本次犯罪的量刑情节,否则有违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同时,因行为人的后一行为不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此类案件的被告人不属累犯。口案号一审:(2014)龙刑初字第21号二审:(2014)赣中刑二终字第83号【案情】公诉机关: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蔡常峰。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     

刍议DNA检测对错案救济的作用——基于对《美国法典》第18卷第228A章的考察

定罪后DNA检测是美国错案救济的方式之一,《美国法典》第18卷第228A章对该制度作出详细规定。透过其立法过程及立法实情可以看出美国对于DNA检测在错案救济中的作用发挥较之于我国更为重视,且其相关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及司法完善步伐一致,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研究系统。结合当前我国DNA检测在错案救济中功能局限的现状,我国有必要理性借鉴美国定罪后DNA检测制度,开发DNA检测的错案发现功能。     

著作权侵权案件审理思路及相关问题探讨

一、著作权案件的审理思路著作权案件中,一般应遵循的审理思路是:首先,确定权利,即确定原告是否有权就涉案作品主张权利。在该步骤中实际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原告要求保护的权利是什么,二是原告要求保护的涉案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或制品,三是原告是否有权主张权利。确定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是案件审理的基础,是法院审理案件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确定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侵权的认定及责任的承担都     

疫情防控中应知的法律问题

缓报、瞒报、漏报疫情,应承担什么责任?感染病毒拒绝强制隔离,该如何处理?该怎么处罚制售假冒伪劣口罩和防护服?……让我们了解一下在疫情防控中应知的法律问题。缓报、瞒报、漏报疫情,承担什么责任?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相关工作人员在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职权时,有缓报、瞒报、漏报等严重不负责任行为,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409条的规定,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处罚。     

论“伪P2P平台”背景下行为人集资诈骗数额的认定——以“事态的控制”与“整体性思维”为理论路径

"伪P2P平台"先行归集资金后借款的运作模式,使其更容易触发非法集资犯罪红线。从"正常经营"到"集资诈骗"的转换,可能存在诸多"介入因素"将平台的运营割裂成不同阶段。对于"数额犯"来说,"数额"的认定关系着行为人的入罪与出罪。在平台运营由"介入因素"分为不同阶段的情形下,"承继的共同正犯"理论不能解决后行为人对参与前的"一般行为"应否负责的问题。而以"事态的控制"作为集资诈骗"行为"的修正与补充、以"整体性思维"的推定集资诈骗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则能够解决"伪P2P平台"背景下集资诈骗的责任归属问题。对"伪P2P平台"集资诈骗行为人数额的认定应避免"无行为则无犯罪"的僵化适用,以"整体性思维"判定行为人的"入罪"数额,扣除案发前行为人已归还的数额作为"出罪口"。在多阶段的行为人非法集资犯罪中,则应以"非法占有"的事实为准厘清行为人之间的责任,避免对平台吸收资金的重复评价。     

非法推销非上市公司股权行为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2005年12月份至2006年11月份,某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刘某、副总经理李某伙同该公司某地区分公司负责人郭某等人,以所谓"原始股"股权短期内即可上市为幌子,让其公司员工向他人推销非上市公司的股权,非法从事非上市公司股权的代理买卖业务。将市场价仅为1元左右的四家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以3.40元-3.90元     

劳务中介公司不介绍工作且拒不返还中介费的行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刚大学毕业的李某到某市开发区的一家劳务中介公司找工作。该公司总经理王某向李某保证,肯定能安排其近期进入某知名外企工作,但李某需要先交5万元中介费。李某因急于就业,就与该公司签订了委托协议,并交了5万元中介费。此后,李某多次找到王某询问工作事宜,王某均以"再等等,马上就办好了"等类似的借口推脱。后来,李某得知该企业近期并无招聘计划,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遂找到王某要求返还中介     

辩诉交易本土化的可行性

辩诉交易在不同法系国家被重视并合法化,但辩诉交易的引进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如以钱买刑,击溃我国司法宽容的底线,严重损害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等。在当下我国,对于辩诉交易需要少一些实用主义、多一些理性分析,坚持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恪守刑事司法的底线,避免制度过于宽松造成司法不公。     

盗窃罪若干问题新论

盗窃罪属于常见高发性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形态的变化,在司法认定和处理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盗窃罪所涉及的对象,尤其是与盗窃对象相关的数额问题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点;对于＂多次盗窃＂应以盗窃财物数额之和达到＂数额较大＂为构成犯罪必要。盗窃转化犯中的疑难问题、单位盗窃等问题也有必要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     

侵财犯罪成罪数额问题研究

在我国打击侵财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一方面呈现出了严打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一般的侵财犯罪的成罪数额标准却被大幅度地提高了。侵财犯罪数额的确定就成了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相应司法解释的说明上来看,在确定侵财犯罪的数额时,参考的标准大致可以归为两类,即"人均收入"和"发案率"。用"人均收入"和"发案率"这两个因素确定侵财犯罪成罪的数额,不但没有给出确定侵财犯罪成罪数额的清晰标准,反而变得更加模糊,很难分清楚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侵财犯罪中的成罪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