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主义视野下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法律治理

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确定缺乏明确的规则依据。在劳动者的竞业行为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且用人单位无法证明实际损失的场景下,高额违约金的酌减完全依赖法官高度分散化的判断和裁量,不仅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秩序风险,也削弱了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制度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意思自治与诚实信用之间的平衡效果。应基于整体主义的理念及方法完善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法律治理。以离职竞业限制补偿金作为违约金的裁量标准,允许用人单位主张不超过约定补偿金总额5倍的违约金。完善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治理的配套制度,明确未约定补偿金不影响竞业限制协议效力、完善劳动者主张法定补偿金的确定规则、允许当事人就竞业限制违约金纠纷直接提起诉讼。引入竞业单位赔偿责任和劳动者离职竞业限制违约责任保险,构建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风险及成本分担机制。     

论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中的相互承认原则

相互承认原则是指各国共同作出承诺,以监管标准的最低限度协调为基础认可对方的监管规则,从而对跨境金融服务开放市场,其基本精神是在消除贸易壁垒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促进监管竞争,自发地形成最优的监管标准。这一原则的确立与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方法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其普遍推行也是这种新的一体化模式成功运用的结果。实践表明,这一原则是不完整的。在促进监管竞争、实现服务自由方面,这一原则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西方宪政思想史研究框架与宪政思想要素

本文试图建立个体主义、整体主义这样一对理想型概念,作为研究西方宪政思想史的框架,从而将西方宪政思想的诞生,描述为两种理想型所代表的各种政治思想相互冲突、不断融合的结果。     

论整体防控、精确指导、精确打击三者关系

面对首都当前的社会治安态势,北京市公安局党委经过深刻的理性思考,着眼于2008 年“平安奥运”的目标,从维护首都社会治安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整体防控、精确指导、精确打击”的总体工作思路。本文通过论述“整体防控、精确指导、精确打击”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系统地论证了必须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贯彻落实“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才能实现首都社会治安标本兼治的战略目的。     

“僵尸企业”资产处置视角下的重大风险司法化解与防控

“僵尸企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或长期亏损,要靠政府“输血”才能存活,自身不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营利的基础和实力,其资产的处置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影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关系到重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本文旨在分析“僵尸企业”资产处置的现状及原因,从而进一步提出处置“僵尸企业”资产的相关建议,为更好地便于论述,本文从当前重大风险防控的背景环境出发,从“僵尸企业”资产处置的问题、“僵尸企业”资产处置复杂困难的原因、资产处置化解的路径三个部分论述化解与防控“僵尸企业”的资产处置。     

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改造我们的历史观 ——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 虽然书名叫《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但中国文明起源这个学术问题,却很有一些年头了.要了解对这个议题过往的研究,可以参看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1990年左右撰写的遗作《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加强刑侦"三基"工程建设提升打击犯罪整体水平

公安部将2006年定为“基层基础建设年”,要求全国公安机关“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打牢公安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石,提高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整体水平。如何把握这一机遇,深入开展刑侦“三基”工程建设,真正实现“固本强基”的根本目的,是当前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刑侦部门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抓好刑侦“三基”工程建设,应重点在深化认识上下功夫,切实增强抓刑侦“三基”工程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科技强侦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侦查破案的科技含量;在信息导侦上下功夫,努力培育新的破案增长点;在刑侦专业基础上下功夫,增强破案打击的发展后劲;在教育培训上下功夫,努力适应新的执法环境。     

国家现代治理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体系建构的发展阶段。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体现着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制度一项项建立起来是体系建构的先决条件,体系建构着眼于制度间的衔接和整合,是制度的整体效能得以彰显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启,伴随改革开放创新实践而开展,伴随进入新时代而完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体系建构的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制度体系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形成新的思想认识,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的重大战略思想。     

少年司法国家责任论纲

由于国家责任的缺失,限制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宏观规划、整体布局与协同进步,以致法律体系不完善、地域差别较大、部门协作壁垒等问题一直存在。国家责任更具“宣誓”意义和政策指引价值,其与政府责任、司法机关责任存在主体不同、责任内容不同、责任实现方式不同等区别。从国家责任角度出发,应加速制定“儿童福利法”,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理顺刑事诉讼法内部规则,细化收容教养制度,协调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少年司法所需经费可实行国家财政统一拨付,国家应统筹发展少年司法模式,并大力发展中西部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及少年司法社工;明确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分配,强化家庭、学校作用的发挥,积极推动公安、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与少年司法社工组织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