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批评本土化过程中的语境差异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中国后遇到了完全不同于其理论源头的接受环境。这些接受环境差异包括:一、历史背景的差异,其主要表现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先“破”后“立”,而中国本土则是先“立”后“破”;二、意识形态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权思想形成的对照;三、学术背景差异,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反拨“新批评”的学术革命开始的,而中国本土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滋养。这些差异既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独特面貌,同时又呼唤西方理论本土化研究的新思路。     

隐性的遥契：反对阐释学与南宋诗学

西方的反对阐释学理论与南宋诗学中的反诠释思潮前后相距约7个世纪,但是由于艺术思维、艺术意识、艺术品质上的相通,他们在诗学特征方面表现出隐性的遥契,具体可概括为：消解作者的意图,通过强调＂风格＂和＂味＂回避内容,关注感觉和体悟。从根本上说,前者是对西方传统庸俗释义之风的彻底反叛,是对西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后者是对有宋以来＂尚意＂阐释学的颠覆,是对知识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解构,二者都具有解构性质。     

文学史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从陈平原对夏志清的批评谈起

陈平原对夏志清文学史写作的批评中强调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分界,这一提法反映了美学对于文学史家只是辅助手段的偏见。过分注重演化价值的文学史写法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即强调科学、实证的研究思维,忽略了作品与艺术家个性的关系以及艺术作品里隐含的世界观问题。文学史家在建构宏阔的史学框架时应同时具备对作品的想象性理解,因而优秀的文学史家也是文学批评家。     

探讨王蒙研究的学术理路

王蒙是中国当代最具时代功绩和历史代表性的作家,在整个汉语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处于重要的时空链接点上。在新中国的每个重要历史阶段,王蒙几乎都有相当的文学贡献,这些贡献含有浓厚的理念探索和艺术探索成分,而现有的王蒙研究却还较多停留在文学批评的学术层次上。因此,王蒙所提供的文学现象,理应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探讨王蒙研究的学术理路,可以从王蒙的思想艺术追求与民族精神资源的形成之间的差异性寻找,也可以从王蒙的批判及其必然的尴尬等内部关系中解析。     

从家谱文献看民间对陶渊明的接受与批评

在1949年前所修纂的族谱文献中,记载了一些关于普通民众学习陶渊明的作品以及分析和评价陶渊明作品及人格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了解陶渊明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以及影响过程的重要途径,而研究这些资料对于探索和总结中国文学被接受的规律,也具有非常可贵的意义.因此,尽管这些资料本身未必具有多少深刻的内容,但从丰富和完善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与接受状况的角度来说,绝不应该轻弃.     

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之新

每一种文学批评方法都要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回答决定着不同的理论品格。真正认识一种新的文论，只有将其研究对象弄清楚，我们才能进一步考察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围绕着“历史是什么？”、“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如何？”，作出了与旧历史主义和20世纪其他文论不同的回答。     

对“可中国运用”的西方观念缺乏“中国问题”追问

吴炫在2008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撰文指出,在中国理论界,有些学者认为理论如果有用就是好的,就不必管它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但却不去对这个有用进行深入思考,而缺乏这样的     

文果载心 余心有寄——我的治学历程

我开始做学问是在1985年考上研究生之后，我学的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导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曾祖荫、周伟民和王先霈三位先生既有厚实的国学功底，又对新的理论和方法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和透彻的化解力。他们治批评史从选注古代小说序跋开始，继之分别用美学的、比较文学的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古文论。有其师必有其徒，受三位先生(尤其是王先霈先生)的影响，我也学着用西方心理学的方法和观念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文论。出道之初，我的解读对象几乎跨越了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     

身份认同与文学研究

身份认同是当今文化研究一个重要概念和关键问题，也是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身份认同问题有两种论争模式：本质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作为表意实践的文学在建构身份认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当代文学批评与身份认同研究联系紧密，特别凸显在后殖民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     

新世纪文学现象初探——兼谈对文学现状的忧虑

本文作为对新世纪的文学现象的“初探”，也许只可能起点抛砖引玉之效。对于当韵的文学现状，笔者充满了深深的忧虑。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学建设任重道远，希望每一个关心和热爱文学的人们能为此贡献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