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书”与当代经学的重建

<正>周予同先生有一个说法:经学的时代结束了,经学史的时代刚刚开始。虽然说是经学史研究,但周先生及弟子朱维铮先生对于经学基本是否定的态度,这很难说是客观、公允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采用这样一种态度,还是周予同、朱维铮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自绝于时代、自绝于学术界,必将走进一条死胡同。姜广辉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课题研究前后历时十三年,《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终于于2010年出版,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项研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经学正名,为     

晚清礼法之争前后关于习惯的认识和争论

晚清礼法之争时期,礼教派和法理派在驳斥对方或为自己辩护时,“认真对待风俗习惯”成为支撑各方观点的重要言说和本土资源。然而,此前历代政法实践长期存在移风易俗的传统,习惯在王朝固有治理模式中常被视作改造或排斥的对象。习惯在晚清礼法之争中凸显其重要性,主要原因是礼教派以新法不合风俗习惯作为反对法理派的重要“武器”。在具体言说中,礼教派以纲常伦理置换了风俗习惯的内涵。法理派则参照西方重视习惯的立法与法制传统,试图以地方习惯作为立法资源和对礼教派的回应,并主持推动了大规模的习惯调查。不过,争论的双方都认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立法模式,因此,习惯在近代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影响有限。     

一层彩蛋似的古典外壳

小的时候读唐人传奇,就感觉那些任氏、红拂、聂隐娘们的故事名副其实,真是传奇:相对于情节的奇特跌宕,人物的性格往往如同箭矢一般简单直截。但也因为完全跟随故事起伏,随波转蓬的人物线里反而时常埋伏着一种潇洒,任是无情也动人。故事压倒性地大过人物,是颇为古典文学的作风;人物性格风头太劲,盖过故事,似乎更加是戏剧化的潮流。Hulu的剧集《凯瑟琳大帝》就多少顺应了后面这个风格,然而包裹着故事的一层彩蛋似的古典外壳,使得剧集在表面上又具备了玉壶光转的流丽情调,有点好玩。     

辅佐过五位元帅的传奇参谋长李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有过这样一位传奇将军。他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参加过解放战争,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几乎在我建军史上的各个战争时期．都在出任参谋长一职,累计任职时间更是长达40年之久;他曾经辅佐过五位共和国元帅,是中国建军史上辅佐元帅最多的参谋长;他足智多谋,战功显赫,有着超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领导才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屡建功勋。他就是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达。     

纵览古今 走近印度——读朱明忠著《印度教》一书

正一印度是中国友好邻邦、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与中国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然而,对于这个与我们只有一山之隔的近邻,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里却是一些模糊、奇妙、神秘的印象:宝莱坞、印度歌舞、大眼美女、咖喱、佛教、恒河沐浴、寺庙踩踏事件,以至黑公交强奸案等等。国人对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印度人生活的了解,不外乎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不少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朝圣;在绵延数公里的恒河岸边,有成千上万个赤身裸体的信徒在沐浴洗涤;印度人喜歌     

以色列与日本关系纵论

以色列和日本在历史上没闹过大矛盾.日本在以色列建国前宽待过犹太人,因此犹太人对日本人充满感激之情.1952年两国建交后,日本因大量进口阿拉伯国家石油而与以色列保持一种低调关系.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因各自利益需求而迅速改善.     

斯拉夫派的理论实质及其路向探索——兼论斯拉夫派对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影响

以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兄弟、萨马林等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末。斯拉夫派是在与以恰达耶夫等为代表的西方派的争论中形成的,他们反对西方派提出的西化路向,主张维护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与农村公社,认为俄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性。斯拉夫派对俄国现代化出路的探索,构成了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现代化出路探索参照的重要一维。正是基于对斯拉夫派现代化出路探索局限性的认知,白银时代宗教哲学走上了独立的探索路向。     

繁体台北,现代生活

对台北最初的印象大都来自那些声色光影——侯孝贤的电影,几米的绘本,对了,或许还有早年孟庭苇的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行李。支离的拼凑,拼凑出一个传奇都市的剪影。后来,偶然间听见了这样一种浪漫的说法:台北,是繁体写成的南京。遥遥     

试论美国宗教与妇女权利运动

被称为美国文化之灵魂的宗教对19世纪中期的美国妇女权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以妇女为主体的教会组织为大量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从而使她们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其次,一些少数派教派,如贵格派,坚持性别平等的原则,为平等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最后,旨在挑战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宗教派别——震颤派和唯灵论,鼓励和支持妇女在公众面前演讲,担任宗教领袖,为19世纪女性领导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论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

情况说明随着司法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从两个证据规定开始,刑事诉讼的规范层面开始将其纳入法条,然而在接下来包括2013年《刑事诉讼法》和《高检规则》等规范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一直摇摆在承认与否定之间。在理论的维度里,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讨论从未终止。反对者的观点太过注重证据的法定形式,且一刀切的做法太过武断。赞同者将情况说明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有助于把握每一类情况说明的特点,然而相对否定派和相对肯定派在对待程序类情况说明和证据类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时出现了分歧,其中相对否定派未能准确把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