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模式服务效力及其反思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实务模式在防控疫情蔓延、平缓居民心态、链接生活物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志愿者参与途径看,“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实践主要体现为价值取向中的个体主动、从众压力下的群体驱动、基于科层权威的单位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发动的“网格+志愿服务”、注重多元主体协同的混合五种具体模式,并在防疫工作中发挥了各自效力。该实务模式尚存志愿者和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定位分化、志愿服务风险系数高、志愿者疫情防控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推进志愿服务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疫情防控效率,须明晰组织与志愿者之间的合作基础,实施志愿服务的成本收益分析,筛选合适的志愿服务模式,总结疫情防控的基本经验,推动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     

风险社会下农村重大疫情防控策略及其治理逻辑——基于河南省H村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时空压缩的现代化中社会风险的突发呈现,具有强传播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这增加了防控和治理难度。农村社会为化解疫情防控资源不足和设施薄弱等问题,实现了由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的快速切换,通过集中资源、快速决策、硬核管控、群众参与等方式,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体系,实现了疫情的高效防控。农村高质量的防控源于治理模式的转换,也得益于村庄日常性合作文化的培育、组织载体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坚守,这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乡村振兴的实践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五个向度——基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说明,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和动态的系统性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不断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创新与应用,这是新时代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重要保障。     

教育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同胞关系

同胞关系是个体人生成长过程中最为持久的陪伴关系。延续代沟的理论视角,以隔阂—亲密的对应维度审视教育成长过程中的同胞关系,试图揭示家庭内部手足之情的发展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在校生问卷调查和自传日记研究发现,同胞关系具有血缘先赋性和交往互动性。在不同教育阶段中,同胞关系状态主体趋于亲密,但同胞隔阂始终相伴;同胞关系呈现出稳中有变的互动需求,主要表现在成长过程中同胞间的生活互助、心理归属在增长,个体独立意识递增导致同胞情感纽带在减弱;被调查者的受教育阶段、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条件、家庭亲子关系环境对家庭同胞关系具有显著性正向作用。     

自反性实践视角下的亲权与孝道回归——以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成年初显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为例

在自反性实践框架下,以成年初显期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代际关系的特征和回溯代际亲密性的建构过程,来理解当下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亲权和孝道回归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中产阶层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特征是以亲密情感为基础的亲权和孝道运作。父母的亲密亲职和子女的协商性成年是亲权和孝道回归的两个自反性实践机制。对身处个体化进程之中的青年来说,向父母和孝道的回归,既是亲密惯习的实践结果,也是协商性成年道路上的自我认同建构。从孝道文化变迁的微观机制看,这一现象体现了自反性实践对既有家庭制度的创造性和依赖性。     

区块链“去魅化”及向善之路

区块链技术实现了无需第三方担保即可安全交易的革命性突破,创造了新型社会信任。区块链技术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区块链企业借着造福社会之名谋取私人利益之实,导致区块链技术发展严重偏离了造福人类的预期,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科技企业通过区块链技术掌控大量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管制,故区块链行业自治不可行。中国特色区块链治理应平衡技术创新和公共利益,由政府主导开发国计民生领域的区块链技术,探索建立统一监管、多部门治理路径,实现区块链向善。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学习习近平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习近平站在新时代和全局战略的高度,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作出准确判断;从新发展理念、六稳工作、两个轮子等方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点作出正确把握;客观分析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如何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问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取向即以人民为中心、强化民生服务作了科学定位。习近平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性贡献。     

协同治理理论与我国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内在契合性探析

协同治理理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应对危机时的预警方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政府及企业的管理中。协同治理关注协调和治理两个概念,重点在于序参量的主导性、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参与方式的协作性、目标的统一性。一直以来,我国的统一战线坚持“求同存异”的合作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最大公约数”的创造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的要素不谋而合。本文试图从协同治理理论的四大要素入手,分析我国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脉络,找到两者的契合点,为我国统一战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