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的法律界限

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分别是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两者体现着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本文拟从新闻自由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指出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产生的积极的以及消极的影响，进而试对两者的冲突平衡问题作出宏观的设计。     

新闻“真实性”的评判准则——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节选）

《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7期刊登了《谁在分“肥”》一文,内容涉及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企业经营和改革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被后者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令原告败诉。此案所涉及的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背后的复杂法律关系问题值得引起关注,它对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意义重大。我们特节选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书,并约请有关方面学者对此案所涉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司法与传媒的冲突与协合

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既统一又冲突的基础上的，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协合关系，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难题。西方发达国家在造方面积累了近百年的丰富经验。我国正是人治向法治过渡的社会主义国家，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具有协调性大于冲突性的特点，近几年，我国司法与传媒之间的矛盾日渐凸现．在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方面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我国应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与传媒的和谐共进之路。     

"亚洲新闻观"与部分东盟国家新闻自由的发展历程

"亚洲价值观"是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等人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入侵亚洲国家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强调团结与合作、和谐与顺从.在此原则下,新闻媒体被要求与政府保持一致立场,促进民族和睦,此即所谓的"亚洲新闻观".金融危机后,东盟一些国家执政党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惟有建立稳定的民主体制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各国在政治改革中,都将民主建设纳入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新闻自由得到了法律上的保护,媒介内容及媒介管理方面发生了逆转式的变化.     

宪政视野中的清末报刊与报律

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由西方传教士开风气之先 ,随后 ,西方商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该行列 ;报刊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的民主宪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报律的产生是国人办报热潮兴起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与清末宪政运动呼吸相通 ;尽管清末报律对新闻自由进行了诸多限制 ,但其中所体现的进步意义和新闻的近代化转型同样值得关注。     

论我国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发展权视角的思考

新闻自由及其法律保障问题,历来是我国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新闻自由既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又与言论、出版自由存在概念上的细小差别。在我国,新闻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独立权利,包含了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即公民的表达权和知情权。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宪法及相关法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新闻自由法定化的必然性及其实现路径,并论证了对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批评权和传播权等基本权利进行法律保障和制约的具体方式。     

默多克蒙羞触动媒体生态

从前年的议员津贴丑闻到今年的窃听手机留言案,说明即使在英国这一相对透明清廉的社会,从政界到媒体还是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状况。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是对抗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媒体不能无法无天,却也不能在各种监督下变得束手束脚。     

真理还是神话：西方新闻观的真相

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新闻也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意识形态,而是受到更严格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的限制;西方媒体并没有所谓真正的独立性,它只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人的利益,只会成为所谓“主流社会”的工具;新闻的真实性或客观性是新闻的本质属性,但并不是新闻本质属性的全部。西方敌对势力宣传西方新闻观,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反对党对媒体的领导,打开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突破口,搞乱人们思想,颠覆国家政权。     

略论我国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民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公民实现知情权和对政府公权力进行监督的根本保障。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中有关于确认新闻自由的法律依据。但是,新闻自由不是无限制的,新闻自由的保障与限制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新闻自由在何种情况下要受到限制,如何在保障和限制之间达到平衡,则是文章要探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