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因素及其审查

近些年电信诈骗、非法入侵网络系统等案件层出不穷,也给公安司法机关在侦查、办理此类案件带来了很大困难。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此类案件中电子证据的收集和认定的特殊性。电子证据与传统的证据类型相比有很大差异,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电子证据以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的形式在法律上得以明确地位,但可采性因素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本文即是从此处出发,结合相关证据理论来尝试探讨该问题,并对审查中应注意的内容做了一个总结。     

实现工业有质量有效益的可持续增长

辽宁省工业销售收入超百亿企业暨全省工业大型企业座谈会2月16日在辽宁友谊宾馆召开。会议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指标增速上求"稳",在运行质量和整体素质上求"进",努力实现全省工业有质量、有效益的可持续增长。希望企业家们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实业报国、实干兴邦的远大理想,紧紧抓住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重大     

全职太太的本分与失职

女人婚后的生活,最让人羡慕的,莫过于做全职太太。因为大多数人会觉得全职太太待在家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养花弄草,抚琴怀古,对风长叹,对月感怀,觉得这才是女人应该有的生活,松弛,自然,悠然。     

心可舒片对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PCI患者非靶病变粥样硬化斑块的影响

摘要：目的：研究心可舒片联合西药对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PCI患者非靶病变斑块的影响。方法：纳入60例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PCI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30例和治疗组30例。对照组予以常规西药,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心可舒片。对比两组病人的血脂、炎症因子以及非靶病变血管粥样硬化斑块的IVUS影像学指标。结果：治疗后,两组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LDL-C）、 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6（IL-6）、斑块负荷（PB）指标均降低,最小管腔面积（MLA）及高密度脂蛋白（HDL-C）指标上升,且治疗组各项指标比对照组更优异（P ＜0.05）。结论：心可舒片能显著改善患者血脂、炎症因子以及非靶病变血管粥样硬化斑块的血管内超声（IVUS）影像学指标。     

论《刑法》第29条第2款的可罚类型——修正独立性说之提倡

因教唆犯双重性说存在逻辑性缺陷,以此为理论基础限定的《刑法》第29条第2款可罚类型会导致界限不清与适用不明的问题。为贯彻共犯从属性理念,试图以实行从属性、罪名从属性、预备从属性作为理论基础来限定该款可罚类型的做法,因各自理论本身及其限定的可罚类型问题重重,也不值得提倡。应以教唆犯独立性为理论基底,但需在回应批评基础上作局部修正。从修正的独立性观点出发,该款的可罚类型应重新界定为两类：被教唆人犯意转化实施他罪且与教唆之罪无重合;被教唆人接受教唆未实施任何行为。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刍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对诉讼价值的衡平以及人权的保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应当加以一定的限制 ,其判断标准是 :重大违法性、利益衡量性。在我国民事证据立法中 ,应当就陷阱取证、偷拍偷录、私人侦探、测谎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经常涉及到的问题加以规定     

国际商事仲裁的管辖权问题探析

仲裁庭管辖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被有效承认和执行。当事人对仲裁庭的管辖权可以提出异议,对此仲裁庭有自裁的权利,但仍然受到有关国家法律的制约。本文拟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来源入手,结合仲裁庭的管辖实践和有关法院的态度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提出应予以改进的建议。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问题

公共政策问题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涉外仲裁和国际仲裁的场合,如果不能很好的查明各相关国家的公共政策,则作出的裁决很有可能因为违反公共政策而被撤销或不被承认执行。基于公共政策问题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重要性,对国际商事仲裁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上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最佳证据规则

<正>引言在英美法系,对于文书以及记载有思想内容并以此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证据法上要求通常必须出示原件,只有当存在可信以为真的理由的情况下,才可以作为例外不出示原件。这一规则就是著名的"最佳证据规则"(best evidence rule),有时候亦被称为"原本法则"(original document rule)。最佳证据规则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制度,并且在英美法系也享有较高的地位。但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对该项制度的了解仍然有待深入,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也仍然有待改进。因此,本文拟以英美法系普通法为参照,以相关     

保险合同复效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规定保险合同复效须由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协议,这种模式容易导致保险人滥用同意权阻碍保险合同复效,宽松的可保主义模式能够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衡量投保人提供的可保证明是否符合复效要求应当采取理性保险人标准。复效合同性质上应为原合同与新告知内容的特殊组合,对新告知内容,投保人应当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对新告知内容的抗辩应自复效之时起算,而自杀免责期的起算则应从保险合同成立之时起算。在宽松的可保主义制度下,自动复效阶段的复效时点为投保人补缴保险费及其利息之时,可保复效阶段,保险合同复效的时点因情况不同各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