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罪的违法性问题思考

从国外刑法发展的趋势看,附属刑法在对环境犯罪的确立和司法认定中具有重要价值。大陆法系犯罪论的违法性判断是将附属刑法从形式上和实质上融入法律秩序整体中进行考察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我国,由于缺乏大陆法系违法性范畴的价值判断,附属刑法的价值还没有真正确立。     

论刑事证据的可采性

证据可采性制度在英美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指的是一项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而进入到司法诉讼程序并被采用.我国的司法解释和现行法律中还没有正式采纳这一概念,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表述的时通常将其表述为“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等.本文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当引入可采性这一概念,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     

论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之弊:违法(宪)性考查与对策

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作为彰显民主、择优取仕的现代重要政治制度,却存在五大违法(宪)问题,即歧视性限制、不正当行政、不合理行政、非录用行政行为违法以及救济缺失。针对这五大问题须以五大对策应对,即废止歧视性限制,创设"可录用的假定"原则;公开相关信息,确保相对人查阅权;以专业素养和法律素养为录用考试之核心内容;规范非录用行政行为;保障相对人救济权。如此,方可使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违法(宪)性问题得以修正。     

试论公务员可就业性的提高与开发

通常认为提高公务员的可就业性会使其不安心工作,甚至增加他们的离职意愿,会带来成本的增加和人力资源的风险。本研究结果表明:公务员可就业性总体上会提升其对单位的情感承诺、降低其离职意向,会通过情感承诺的完全中介作用降低其离职意向;公务员可就业性会提升其工作投入度和工作绩效,通过工作投入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研究结果回答了对公务员可就业性价值的怀疑问题,同时也表明了可就业性对公务员工作的价值。最后,作者基于此结果提出了公务员可就业性的个人、领导和单位"三位一体"的开发策略。     

船舶承租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初探--兼评"The CMA Djakarta"轮案

1976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将船舶承租人归入船舶所有人,赋予责任限制权利.但是公约未明确规定承租人的范围和可限制责任的索赔.海事司法实践中,需要运用适当的法律解释方法,析明公约规定的含义、正确裁判,以实现公约目的.通过解释,公约规定的承租人应当是光船承租人、期租承租人和航次承租人等的统称.船舶所有人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不是可限制责任的索赔,船舶承租人无权对此限制责任.船舶所有人提出的船载货物损害追偿索赔,承租人仍有权限制责任.我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作相同解释与理解.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适用的法律

论文分析了不同的法律渊源形式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判案过程中的作用,认为:WTO协定的有关规定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唯一正式适用的法律;先前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一般国际法、权威学者的学说均可作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观点的佐证或论据;其中先前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作用显著,构成事实上的先例。     

何以透明，以何透明：人工智能法透明度规则之构建

透明度作为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一项基本要求,其现实基础在于人工智能应用引发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对个体受保护利益或社会秩序的侵害风险。当下,信息不对称主要存在于人工智能系统分别作为产品、交互性媒介及自动化决定系统而影响现实世界等三类场景之中。相应地,透明度规则的主体内容应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者、运营者为满足相对人透明度需求而负有的信息披露义务。考虑到技术保密性对于产业发展的关键作用,且对外披露亦不是增加系统安全性的有效方式,对人工智能技术应以不强制披露为原则。诸项透明度规则既可归于“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主题之下,同时又分别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合同法、程序法乃至网络安全法规则,彰显出人工智能法的领域法特征。     

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纯粹精神损害是指自然人于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遭受的精神利益损害。在受害人利益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大趋势下,纯粹精神利益损害赔偿成为各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难以回避的理论难题。纯粹精神损害存在两种类型:可推知的纯粹精神损害和可证实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规定人身利益损害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意义重大,但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建立多重限制规则避免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疡。     

论陷害教唆之可罚性

对于陷害教唆这一教唆犯罪中的特殊问题,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但由于种种因素,从而导致了对这一问题的概念规范和可罚性论证呈现出多样化态势。本文通过利用作为共同犯罪基本理论的共犯独立性与共犯从属性理论,对陷害教唆的可罚性加以分析,以寻求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     

欺骗方法取得供述可采性的合理范围

实践中为有效查明案情,有时需要采用法律禁止的欺骗方法进行讯问。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实践对待欺骗方法取得供述的态度截然相反,而完全禁止欺骗方法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必须设置合理可行的法律来规范欺骗方法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