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野下车辆贬值损失的二次评价性理论及其展开

《民法典》规定了财产损害赔偿的一般条款,但并未明确可予赔偿的财产损害类型或范围,其中,车辆贬值损失的可救济性存在明显的争议.评价是确定贬值损失的必经之路.通过一次评价得出损害之有无或大小的传统评价方式存在缺陷,容易否定贬值损失的可救济性.车辆贬值损失具有"二次评价性",第一次评价旨在确定作为构成要件意义的贬值损失,可以借助动态系统论,通过检测被侵害权利之典型性、社会接受度进而得出结论.第二次评价的目的 是确定法律效果意义的贬值损失,原则上应采用客观标准,依靠赔偿协议、不当"得利"、损害酌定等认定赔偿范围.不限于贬值损失,二次评价性在损害赔偿法中具有普遍意义.     

债权人视角下的担保制度 ——兼论《民法典》中担保制度的立法构想

《民法典》的编纂为担保制度的革新提供了契机。传统民法物保与人保的二分是过时之举:作为物权的担保物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不小的问题；而人保的对人性假设，也无法妥善应对现代金融市场的挑战。现代担保制度的走向，应是在债权人的视角下，打破物保与人保的隔阂，实现多样性与可流通的制度整合。为了实现这一点，可在《民法典》中将担保制度独立成编；亦可将其纳入（经过修改的）总论；但最现实的做法，或许是在民法中对担保制度进行简约化处理，在充分考虑意思自治和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上，将其留给商法（或其他特别法）进行更为详实和合适的规定。     

马克思的平等观及其在当下中国的意义

平等问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众多西方学者正是以此问题为轴心,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政治转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一是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认为马克思在平等观上完全"抄袭"了卢梭的观点;二是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柯亨认为马克思的平等理论已经失效了,由此提出了"优势可及平等"理论;三是以古尔德和奈格里为代表的自治主义,他们认为自由和平等并不是社会关系变革的产物,而是工人自治的结果。这三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误解和扭曲了马克思平等观的精神实质。     

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标准探析

限制处罚说始终无法开出解决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良方",症结在于对问题域划定上的含混不清。中立帮助行为理论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在中立帮助行为形式上符合传统帮助犯主客观成立条件的前提下,为其不可罚性寻求一条合理的解释路径。因此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对帮助犯的成立条件进行实质解释,二是排除其违法性。现有理论中客观归责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应当将其适用范围限制在构成要件层面,并且对"法不容许的危险"这一标准进行细化,从而顺畅的解决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判断难题。     

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差异：量差说的辩护与拓展

“质·量差异”理论原本是形塑行政罚与刑罚关系的立法政策理论，若作为解释理论框架，应当先明确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实在法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的立法理念。行政犯的规范结构以及“行刑衔接”的制裁模式，反映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确是一种量差关系。量差格局的出现，根源于立法者采取的量差立法理念，即根据行为轻重不同“阶段性”地分配力度不同的两种处罚。具体到应用层面，量差说具有限制行政犯成立范围的“双向”解释机能，一方面明确行政犯的限制解释方向，另一方面明确应当根据行政犯的构成要件来反向制约行政不法的构成；而且，结合犯罪论的基本原理，还可以发现量差说具有树立理想的行政犯类型的立法指导机能。     

人工智能的刑法规制

关于人工智能可否构成犯罪,国外主要存在"心理要素说""智能代理说""法人类比说""法定实体说"以及"当然主体说"等观点。人工智能成为犯罪主体的哲理基础是科学实证主义和道德二元论,现实条件是具备法律人格。智能代理可以成为道德代理。人工智能的道德生成进路有"实在论进路""关系论进路""认识论进路"等之别,"实在论进路"相对合理。处罚人工智能既能为处罚其他主体奠定基础,也能达到剥夺其犯罪能力的目的,还能产生附加价值。我国的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未来研究的重点在于:人工智能对刑法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人工智能犯罪主体的范畴、责任范围与程度,刑法如何介入对人工智能的规制以及人工智能犯罪的刑罚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