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为的概念系统与中国经验

关于民众利益表达的非制度性方式的定义在学界、媒体和官方文献中是非常混乱的。在综述前人关于此类行为的研究以及概念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在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应用领域＂集体抗争＂、＂群体性事件＂、＂集体行动＂等说法都是有意义的。同时如果能够按照＂集体——个体＂和＂行动——不行动＂两个维度来划分,民众的集体行为就可以划分为＂集体行动＂、＂集体不行动＂、＂个体行动＂和＂个体不行动＂,后三种也可以统称为＂无集体行动＂或＂集体沉默＂。按照此标准对集体行为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可以更好地将不同的行为类型统一在同一个系统之中,既做到了穷尽,又能做到互斥,使得逻辑更加严谨。     

代位权的性质及效力研究

代位权并非源于罗马法,而是源于日耳曼法,有些国家在民法规范中确立代位权制度,我国亦然。本文拟讨论代位权的性质及行使效力。代位权的性质并非代理权、形成权或管理权,而应为请求权,其最主要性质是存在保全必要。代位权的效力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优先受偿与如何受偿;二是行使代位权的法律效果,对债务人、次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效力;三是次债务人对代位债权人行使抗辩权后果的调整规则。     

我们被派遣了

2010年12月31日一大早,云南省总工会大院里陆续来了一群身着井下作业服的工人,桔黄色的服装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他们有的神情疲惫一言不发、有的面露焦虑颇为无奈。     

试用期内员工患病与公司管理

该案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员工在试用期内是否享受医疗期等待遇？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用人单位应当在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劳部发[1994]479号）第3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可以享受医疗待遇，医疗期限为3个月。     

对工伤不在岗职工是否应当实行同工同酬

《工友》编辑部：我丈夫是麻城市某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式员工，2000年3月18日，因工受伤大脑伤残，且在2005年12月31日之前被依法认定为工伤，伤残级别六级，至今无法上班。10年来，单位除了按《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按月享受相应的伤残抚恤金和五险一金外，没有其他相关待遇。     

“试管婴儿”转分明

中国社会的变迁反映在一个医疗问题——"试管婴儿"上。经过近30年的摸索、发展,"试管婴儿"的前景转分明。"累死了!""因为国内不孕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我们的病人越来越多。"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学红说。"国内做试管婴儿的,都非常辛苦,大家一见面都说:‘累死了!’"     

监护人代为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之效力

【裁判要旨】遗赠扶养协议的本质是合同,应当有条件地认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代其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案号一审:(2010)虹民一(民)初字第3745号二审:(2010)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498号     

论英美法上的“好撒马利亚人”

"好撒马利亚人"这一称谓源自圣经,在英美法上被用于指称无义务而帮助处于危难者的人。对于救助他人,普通法传统的规则是,在缺乏特殊的情景或特殊的关系时,人们不负有救助他人免遭危险的积极义务,仅在部分地区存在规定了一般救助义务的刑事立法,但实际上并无太大效果。英美法存在着"禁止好管闲事"的原则,好撒马利亚人原则上不享有报酬请求权或费用偿还请求权,但在急需的情形下例外,作为救助人的好撒马利亚人可以基于回复法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若其是职业人士,还享有报酬请求权,这些请求权不以救助成功为前提。不过有学者认为,应通过社会保障或公共基金机制来鼓励救助生命。若好撒马利亚人遭受损害,还可以基于侵权法向因过错肇致危险者请求赔偿,不受"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在其因救助给被救助者造成损害时,还享有好撒玛利亚人法赋予的豁免权。英美法在激励政策上,多求助于回复法和侵权法等多种分散制度来解决救助者的求偿问题,呈现碎片化的样态。     

“无红包”医院的文化启示

寻求医院廉政文化建设与党风廉政及行业作风建设的结合点,已成为推进医院党风廉政建设的紧迫课题。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在创建＂无红包＂医院的过程中,通过采取制度约束、教育引导、分配激励、事业扶持、生活关心等举措,探索出了建立医院廉政文化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赋予了医院廉政文化建设持久生命力,值得学习和借鉴。     

伊万·伊里因的以强力抗恶思想探析——兼论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

伊里因以强力抗恶思想的提出源于对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批判,源于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未能使俄罗斯摆脱恶的侵害后的反思。通过对善与恶外化本性的分析,伊里因论证了以强力抗恶的必要性;为了防止抗恶的强力变成滋生恶的暴力,他又严格规定了以强力抗恶的前提条件。与托尔斯泰不同,伊里因主张通过内在精神措施和外在强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去抵抗恶,这两种方法各有侧重、不可偏废。外在强制措施服务于内在精神措施,需要谨慎对待强制措施,但面对恶行要勇于应战。伊里因与托尔斯泰在如何抗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他们二人不同的政治取向密切相关,托尔斯泰是否定国家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伊里因则是主张建立强大国家政权的国家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