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日度在死亡时间推断中的研究进展

在影响死亡时间(postmortem interval,PMI)推断的诸多因素中,温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单一考虑温度因素推断PMI具有局限性.累积日度(accumulated degree days,ADD)是有关生物生长发育的重要指标,同时兼顾环境温度和经历时间两大变量,通过建立ADD与某些评价指标的数学模型用于...     

浅议吴佩孚的拒日思想

吴佩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征战杀伐的军阀,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一贯拒日思想的爱国主义者,从巴黎和会拒绝签约,到反对皖系段祺瑞和梁士诒内阁投靠日本、出卖国家主权;再到晚年不屈从于日本和汉奸特务的威逼利诱,坚持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表现出一名爱国军阀的高尚情操。     

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裁定之考量因素及保障措施——我国知识产权诉讼首例禁诉令裁定解读

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已呈现出适用国家和适用领域不断扩大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并频繁适用于知识产权诉讼特别是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禁诉令制度.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以《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行为保全制度为基础依据,拓宽我国行为保全制度的适用范围和边界,初步构建起中国禁诉令的...     

日本及中国的稻作文化与祭祀

中日两国历史久远的稻作文化及相关的祭祀,虽有地域、民族的差异,但也有不少类似之处.这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无关系.通过实证性、复合性的比较研究,可以阐发东亚稻作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     

从日越关系新动向看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新趋势

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日本重视并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外交。菅义伟组阁不到一个月即把外交首秀选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使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重视对东盟外交、通过越南、印尼等重点国家对东盟施加影响的趋势更加明确。越南担任2020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该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其在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地区相关国家间发挥协调作用,树立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形象。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的越南,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寄予厚望,也明确表示欢迎日本在安保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则伺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全面介入,在助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20年末RCEP成功签署,给东亚合作带来新契机,东亚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包括中国、日本、东盟多边、湄公河次区域以及日越、中越、中日等双边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第二次吉田书简与日台关系——台湾当局的对日战略与自民党政治(1963-1964)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政府一直实行"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一方面追随美国承认台湾当局,另一方面逐渐扩大与大陆之间的民间贸易。到1962年,中日缔结了战后第一个长期民间贸易备忘录(LT贸易),双边贸易有了新的发展。然而,台湾当局利用日本国内的亲台湾派等渠道极力阻挠。由于这一问题与日本的国内政治斗争相纠缠,池田内阁最终对台作出妥协,使中日民间贸易遭受挫折。本文充分利用中、日、英三种文字的第一手资料,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政经分离"原则的内在矛盾以及日本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之间的密切关联。     

心中日月

在迪庆的藏语里,"香格里拉"意为"心中的日月",在藏族人民心目中象征着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境界。     

知产审判：一个基层法院的十年足迹——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为视角

今年4月26日是第10个“世界知识产权日”。4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拉开了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的帷幕。根据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1999年的提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000年召开的第三十五届成员大会上通过决议,决定从2001年起,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日”。     

非全日制用工养老保险的立法模式选择——以中日比较为视角

基本养老保险是非全日制用工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比较研究中日非全日制用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结构模式、计发标准、制度功能以及费用征缴方式,可以发现,我国非全日制用工基本工养老保险结构与功能单一,计发分割,征缴乏力且用人单位负担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义务尚未被立法所确立。我国非全日制用工养老保险立法模式的选择应以促进非全日制用工良性发展,体现代际公平为重心。应从规范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现实需求出发,确立非全日制用工养老保险特别规则,建立强制储蓄性养老保险,并实现养老保险费征缴方式的税制化改革。     

《证券法》2019年修订背景下股权代持的区分认定

股权代持是现代商事交易中实现资本所有权与资本控制权分离的工具之一,这一体现商事自由的委托出资方式在实践中被广泛适用。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肯定了委托出资关系的法律效力及实际出资人权益。但最高人民法院近两年在上市公司以及金融机构股权代持纠纷个案中连续确认股权代持协议因违规并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使得代持协议的效力认定陷入不确定风险之中。《证券法》2019年修订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变化"明确列为重大事件,而股权代持作为重要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形之一属于应当进行信息披露的内容,股权代持风险有可能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进行防控。实践中一概将股权代持关系不加区分地视为监管规范中所禁止的委托代持,混淆了委托代持与信托代持以及消极信托代持与积极信托代持的差异,并不能真正实现监管的初衷。股权代持由于代持原因、代持方式以及被代持主体的不同,产生的风险有很大差异,应该得到不同的法律评价。宜在对股权代持事实要素区分识别的基础上对其法律关系和法律后果进行规范层面的区分认定。违规股权及其收益如何处置以及行政监管与司法审判的界限如何划分,这些都应依据股权代持的具体情境作出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