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问题的“脱单”与“脱单”中的政府责任——基于需求溢出理论的分析

在我国老龄化加深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适龄单身男女的“脱单”问题已成为一个亟须政府介入的公共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婚姻自由权作为基本人权需要政府创造条件予以保障;二是由于“脱单”问题关乎人口生产、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重大公共问题;三是由于政府拥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能够弥补其他主体在“脱单”治理方面的不足。而“脱单”治理问题本质上是为了解决特定群体的择偶难的问题。为此,政府应找准介入“脱单”问题的角色定位,通过出台助婚政策和营造宜婚环境,为适龄单身男女的“脱单”创造更适宜的条件。     

从民族内婚到跨国婚姻:中缅边境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

中缅边境地区少数民族通婚圈存在着一个核心结构,即在本县范围和相邻缅甸村寨之间的民族内婚,中缅跨国婚姻一直存在于这一结构中。随着通婚地域扩大和族际通婚的增加,中缅跨国婚姻也呈现出了相同的变迁趋势。而通婚圈变迁的原因亦能解释中缅跨国婚姻的变化。在变迁中,民族习以为常的跨国通婚超越了民族内婚的涵义,其被凸显的过程是国家法规政策对其管理加强的过程,也是边民国家认同意识日益增强的表现。     

美国《针对妇女暴力法案》专门机构和专项基金

目前,中国反家暴立法进入起草阶段。已有研究成果如何被应用到国家立法决策中并对立法产生实质影响,是中国政府、社会各界,特别是全国妇联、长期从事反家暴研究与行动的学者和妇女权益推动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妇女研究论丛》继2012年第3期刊登"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促进社会和谐"专题讨论之后,本期再次邀请学界和妇女界同仁,围绕反家暴法制定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家庭暴力概念中的主体范围、反家暴法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涉家庭暴力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及反家暴公益诉讼机制、反家暴法宗旨及其对幸存者的社会救助、婚内强奸的入法问题以及反家暴专门机构和专项基金等展开讨论。期待这一讨论有益于制定中的反家暴法在立法宗旨、核心概念、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幸存者的社会救助机制、符合家庭暴力特点及规律的民事诉讼规则、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与经费等方面,作出以中国国情为基础、顺应社会发展和国际反家暴立法趋势的选择。——主持人:薛宁兰     

日本与邻国领土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分析

日本与邻国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的领土主权争端都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四国的领土争端存在类似性,如与历史主权、二战期间和战后的相关条约以及美国的积极干预密切相关,通过历史回顾及对条约的解读,以国际法的视角得出结论,日本企图以无主地先占或时效理由主张钓鱼台列屿的主权是无国际法根据的.     

行政处罚期间制度的规范检视与体系建构

完整的行政处罚期间制度包括追究时效、裁决时效和执行时效，这构成规范和限制行政处罚全过程和各阶段的期间制度体系。当前，《行政处罚法》规定的2年处罚时效是追究时效，它仅适用于违法行为的追究阶段；规定的90天办案期限并不发生实际法律效果，并非是规范意义上的裁决时效。同样，《行政强制法》规定的为期3个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也缺乏刚性法律后果，不是真正限制处罚决定执行力的执行时效。经由理论检视，规范意义上的追究时效、裁决时效、执行时效在适用对象、起算时点、计算规则和期限经过的法律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三者在制度属性上分别对应权力期间、除斥期间和消灭时效，应当根据其制度属性展开立法建构和解释适用。具体来说，在立法论上，要注意这三者之间的内部衔接以及与刑法上追诉时效的外部衔接制度设计；在解释论上，要注意这三者之间的适用衔接以及执行“双轨制”模式下执行时效制度的内部一致性。完善的行政处罚期间制度经由立法论和解释论的合力体系化，最终方能实现规范和限制行政处罚权行使全流程的“时间法治”。     

占有制度溯源与现代民法之借鉴

民法上的占有制度具有罗马法、日耳曼法“混合体”的特点。罗马法在占有与所有权关系的基础上，将占有作为财产法的补充及调和性制度，从占有心素构成入手，通过“诚信”、“善意”将道德因素引入占有制度，并通过占有保护方式上的多变性，满足罗马人基于物尽其用的公共政策及稳定社会制度的需要。日耳曼法以利用为核心的占有观念，由此形成多重占有以及由此导致财产交易方式上的特点，“以手护手”制度由此形成并成为现代民法交易制度的基石。占有溯源对于明晰我国物权法有关占有的种类及保护方法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该制度及法的价值追求进行背景性解读及分析。     

我国大城市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及其影响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婚姻推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的核心特征之一。过去20年间，我国年轻人口的婚姻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结婚推迟趋势，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特大城市中，年轻人口结婚更晚、婚姻推迟趋势更为明显。女性结婚总体上仍早于男性，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男性。在沪外来常住人口结婚总体上仍早于本地户籍人口，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户籍人口。就已经渡过婚龄的出生队列而言，尽管上海居民的终身不婚水平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偏低的，但也呈现出越晚出生的人群终身不婚率越高的趋势。综合当前年轻队列推迟结婚的趋势、结婚意愿更低的现实，参照相邻国家和地区推迟结婚和终身不婚的变化趋势，可以预判未来上海的年轻人群推迟结婚的趋势仍将持续，终身不婚水平还会提高，也将成为抑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动摇“普婚普育”的婚育范式。     

追诉时效中“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释义学分析

追诉时效具有直接限定刑事责任承担的法定效力，时效期限如何认定作为影响刑事责任的关键环节在刑事司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追诉时效中“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作为时效终止的立法表述，需要结合刑事追诉的实质与规则构建的合逻辑性进行释义学解读。“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叠加于刑事立案侦查或者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不应作为积极要件予以理解与适用，否则与时效制度督促刑权力行使的本义不相融合，而且囿于行为人视域的逃避行为方能终止时效，这一结论致使刑事追诉的程序推进受制于外在因素欠缺合理性，同时由于逃避时点和行为类型的非定型化必然带来适用混乱。“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作为消极要件是回归刑事追诉本质的体现，这一性质归属不仅可以弥补逻辑周延性的诸多不足，而且较好契合了关联规则的体系考量。     

论时间的经过对抵押权行使的影响——基于民法典实施之后的裁判分歧的展开和分析

抵押权属于物权，本身并无诉讼时效期间或者除斥期间的适用，但抵押权从属于主债权，时间的经过对于主债权的影响必然及于抵押权。主债权因罹于时效而效力减损，抵押权随之效力减损，抵押人自可援引主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时效抗辩权，拒绝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的权利主张。此时，抵押权并不消灭，抵押人既可自愿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也可与抵押权人达成实现抵押权的协议，抵押人并不得事后反悔。不过，抵押登记的持续存在，导致抵押权的权利外观与实际的权利现状不一致，滞碍了抵押财产的转让、出租和再融资。为固化抵押人援引时效抗辩权的效果，赋予抵押人注销登记请求权，既有利于维护交易相对人对登记外观的合理信赖，又有利于实现《民法典》第419条的规范目的。《民法典》第419条还可类推适用于其他担保物权，使得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一同受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影响。     

基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

在婚内财产协议分割的场合，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直接决定了在未完成物权公示的情况下，基于协议受让财产的夫妻一方可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以及可以对抗何种类型的第三人。这背后是婚姻保护与民事主体间的交往安全两方价值之间的权衡，两者此消彼长，难以完全兼容。在民法典的既有价值立场之下，基于婚姻保护理念对夫妻一方未公示财产权的保护，应以法定财产制下的一方潜在份额为限。对此，若采公示对抗主义或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规则，将使得作为债务人的夫妻一方“不离婚”也能“真逃债”，过分侵蚀交往安全。相较之下，以公示生效主义配合法定财产制的财产权属推定效力，能够更好地平衡婚姻保护与交往安全；采公示生效主义对婚姻保护看似略有不周，但可通过规则的解释和完善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