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的理论谜局——“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推定的界定及其适用”、“刑事证明责任新问题”，以及“证明责任与推定综合研究”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虽然对推定的具体含义、证明责任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但对于应该在法律上限制推定的范围，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推定的适用等问题，达成了很多共识。证明责任和推定问题本身是证据法上的两大理论难题，这次会议为迎接这个智识上的挑战进行了首次尝试。     

生活中的哲学

1、有些事，我们明知道是错的，也要去坚持，因为不甘心；有些人，我们明知道是爱的，也要去放弃。因为没结局；有时候，我们明知道没路了，却还在前行，因为习惯了。     

虚假应收账款保理交易中保理人的信赖保护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该条宗旨是保护保理交易中作为善意债权受让人的保理人。本条中“虚构应收账款”“不得对抗保理人”“明知”等关键的术语所指为何?     

什么是窝赃和销赃

我国《刑法》第17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里所称的明知，包括暗示在内，如通过某些约定的暗号、暗语、手势等，达到双方心中有数就算“明知”。总之，只要是主观上有知道是赃物的认识，客观上又有窝赃、销赃的实际行为，就构成了犯罪，应负刑事责任。     

如何理解我国刑事追诉时效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上的时效,是指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对已过法律规定期限的犯罪行为人不得追诉的一项法律制度。从该制度设置的目的和意义出发,"法定最高刑"应理解为"应当适用的条或款的法定最高刑",并主张将"法定最高刑"明确修改为"应当适用的条或款的法定最高刑"。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逃避侦察或者审判",应以当事人"明知"自己已经受到司法机关追究为前提。     

明知毒品的推定风险与证据证明

事实推定有着诸多弊端,存在造成冤假错案的风险,在刑事诉讼中不应轻易进行事实推定。只有在全案的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已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时,才能认定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明知的。     

明知是偷来的支票帮助套取现金也构成盗窃罪

法官：半年前，李某通过爬窗入室的方式，从一家单位偷得一张已填明金额为3万元且印鉴齐全的银行支票后，将情况告诉了我儿子，并希望帮忙变成现金。我儿子出于哥们儿义气，遂通过与其曾有生意联系的公司，用该支票套取了26000元现金。近日，我儿子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了刑罚。可我儿子既没有参与盗窃，也没有分得任何现金。这到底是为什么？     

强迫卖淫罪是否要求被害人明知被强迫卖淫

[案情]2010年12月4日晚12时左右,袁某与张某等在某饭馆吃饭,张某提到＂有没有新认识的小妹,在一起处处朋友。＂（袁某供述：双方均明知＂处处朋友＂就是找个女孩嫖娼的意思）。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之主观明知

高巍在《法律科学》2011年第3期撰文认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蕴含价值关系或评价内容的构成要件要素,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知是成立故意的前提。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知实质上是对其意义的认识，应当采用“外行的平行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