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刑法"主体形成原因辨析

法史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法系的源头是"刑始于兵",然而西方上古社会时期也同样是部落、城邦战争不断且非常残酷,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是"刑始于兵"呢?其实,中西方法律的不同源头应主要在两者完全不同的部落权力结构之中,应该是中国上古社会的一权制政治体制导致中华法系以"刑法"为主体.     

从孔孟到荀子：法律的道德基础及其证定——从德与法的关系看先秦儒家法律观念之演变

在法哲学领域当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乃是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的传统中,由孔孟＂德主法（刑）辅＂之观念塑造而成的是国人重德轻法、重情轻理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法或刑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是一种缺乏道德合法性的、消极无奈的存在。在荀子的观念体系中,孔孟的理论偏差得到了恰当的修正。荀子在＂人之性恶＂基础上对法律的道德合法性所进行的证定,使德与法之间达成了一种同质、统一的关系形态,德法同行,相辅相成,个体由此可化恶成善,社会据此可正理平治。     

中央纪委监察部:2009年10余万人受处分 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

中央纪委监察部日前通报,2009年1～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1318362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在受处分人员中,给予党纪处分85353人,给予政纪处分29718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2009年,纪检监察机关重点查处了五个方面的案件。一是坚决查处中     

刑事辩护与检察

一、刑事辩护的意义和必要性律师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依法治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律师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而律师刑事辩护制度是律师制度最     

论量刑情节的冲突及其处理

量刑情节的冲突实际上是趋重情节与趋轻情节在量刑适用上的抵触,具体可以分为责任刑情节冲突和预防刑情节冲突。当发生责任刑情节冲突时,根据各责任情节宽严作用赋予其相应的系数进行抵销,从而得出责任刑点;当发生预防刑情节冲突时,必须根据预防的需要赋予其相应的系数进行数量折抵。在任何场合,预防刑情节的适用都不能突破责任刑点的限制。通过这种系数的抵销不断对基准刑进行修正,进而实现宣告刑的合理化。     

关于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的探析

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是各国广泛的做法。本文通过我国现行法律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引申出对未成年犯是否适用罚金刑以及当前适用罚金刑的缺陷,从而提出进一步完善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与判处罚金刑中的相关制度方面的建议。     

一个刑辩律师的困惑

在一个刑事案件中,如果大量充斥着非法证据,而辩护律师竟然视而不见,放任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而导致错案的发生,辩护律师是失职的。刑辩之惑作为律师,我参加过多个重大刑事案件的辩护。业内有资深律师认为,要做技术型刑辩律师,不要做炒作派。这样的告诫貌似公允,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周边许多活跃在一线的刑辩律师,时常谈起这样的话题:刑辩律师有没有用?有些委托人告诉我,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到法院,办案人员都告诉他们:请律师没有用,案子是我们定的,律师能定案吗?客气点的会说:请律师     

轻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盗窃”犯罪的检察应对

司法实践中，“多次盗窃”被视为行为犯，次数认定较为严苛，刑事处罚相对严厉，不符合轻罪治理的时代要求。建议针对“多次盗窃”定罪量刑中的突出问题，构建“次数+数额+情节”一体的立案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不起诉标准、缓刑适用标准，适当限缩打击范围、稀释刑罚的强度，在司法办案中彰显法治温度、司法善意。深入分析“多次盗窃”犯罪中的深层矛盾，防患未然，促进溯源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简论说情风及其治理

时下风俗，动辄说情，其中尤以替违法违纪者减轻责任与处分的说情风更盛。此风乃恶浊腐化之风，并能诱发多种腐败现象，因此，必须研究它治理它。     

秦代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本文以现代共同犯罪基础概念为框架,以条文的内在逻辑为切入点对秦代共同犯罪问题进行解析。本文主要从三方面进行研究：其一,秦代共同犯罪的形式;其二,秦代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其三,秦代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本文主要的逻辑顺序：秦代主、从犯同刑,不从实质上区分主、从犯,一般共盗处罚等同于单独盗窃。旁线引申论述身份犯的共盗以及群盗的形式与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