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及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判定

2014年5月,《商标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其中第五十七条对商标“相同”及“近似”的认定做出了更为详细的界定,并且引入了“混淆概念”,与之前的《商标法》相比而言,更为明确和科学。一方面,随着目前我国《商标法》的不断完善,该项法条的修改对司法实践遇到关于商标审查相似性问题的准确判定具有很好的指导性意义;另一方面,相较于知识产权体系健全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目前我国关于商品及商标相似的判定仍存在技术性、全面性及预防性等问题,判定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法律推理规则与价值判断依据的基础性构建

“同案不同判”的出现反映出了当前司法改革工作当中司法实务人员法律思维模式僵化、裁判文书欠缺说理性等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法律推理规则和法官价值判断依据的应用混乱、基础性构建不完善所致.为推动司法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正视法律说理不完善、逻辑规则应用混乱,通过制度约束达成价值判断依据与道德衡量的再平衡.     

刑事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审查及程序检视简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做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明确了“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种类之一,对其的采信也应经由法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审查判断,其也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则的限制,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鉴定证据,都应当排除在法庭之外,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鉴定意见还应接受程序的检视,与其他的证据一起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最终达到法官的内心确信．进而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     

经济犯罪侦查的方法论

在经济犯罪侦查过程中,要对行为准确定性,并据此收集有力的证据,不能绕开的问题就是方法论。经济犯罪案件中可通过实质判断方法、充分说理方法和保持法秩序统一性的方法来收集证据。实质判断方法中,行为实质上没有违反规范的场合,不宜经济犯罪论处;行为实质上不会造成法益侵害的,不是经济犯罪。充分说理方法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要有穿透力;紧密结合司法解释的精神认定经济犯罪;不排斥推定方法。保持法秩序统一性的方法中,不违反知识产权法的行为,不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事出有因的违约行为,不能按照合同诈骗罪处理。     

论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判断当事人请求权的性质、选择案件裁判依据的过程,都蕴含着法官对法律条文意义的解释与探索。审判过程中,基层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待决案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基层法院案件多、情况复杂的特点,决定着法律解释基本上成为一种个性化的司法实践。通常情况下,个案法律解释目标在法律关系分析、法条意义理解、裁判结果推论、法律效果判断纵向四阶段中实现,上述法律解释目标实现程式个案具体化运行塑造了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基于射频技术的农业智能灌溉案例研究

基于射频IC卡的节水灌溉控制系统,实现灌溉用水的智能控制、用水量自动计量及水费预交缴等功能。射频IC卡在系统中作为信息传输的介质,将控制和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射频IC卡在下位机实现水泵的开启/关闭和水量计量等控制功能,在上位机实现购水、查询、统计等管理功能。水利部门对取用地下水及地表水资源的用户安装射频IC卡系统,可统筹调配当地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节约化,达到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目的。     

论我国《刑法》中的“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是指对证券、期货交易活动具有重大影响且尚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信息的特征和认定标准应当是两个,即未公开性和重要性。未公开性的认定应当采取形式公开为主、实质公开为辅的标准,根据两高最新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内幕信息形成之时和内幕信息敏感期认定公开时间和公开方式。重要性的认定应当由完全的客观标准向主观标准为主、客观标准为辅的主客观结合认定模式转变。相关性和确定性不是内幕信息的特征和判断标准,它们内在地被消解、融汇在重要性判断中。依循权力分工、制衡的法治精神,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界分决定了在行政犯(罪)领域,行政监管机关对内幕信息内容和性质认定的行政性判断应当从属于司法机关的司法性判断,司法机关的司法性判断应当具有独立性和终局性。     

商务智能运用于公安绩效管理的思考

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商务智能是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工具,其所构建的信息化管理决策体系,对于公安机关优化警务运行机制,提升绩效管理效能,恰逢其时。传统公安绩效管理存在绩效评估功利、评估依据指标数据单一等弊端,因此在公安机关绩效管理中引入商务智能系统具有可行性以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商务智能中所用到的关键技术、系统的模型架构等,对公安机关建立商务智能系统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台湾地区的主任检察官制度

台湾地区检察官的基本办案组织采取单一检察官的“独立官署”制,大部分案件均由一位检察官单独承担、个别运作,虽应受主任检察官及检察长的监督,但主任检察官、检察长相当信任并尊重检察官对事实的认定及法律见解,给检察官很大独立办案空间.在检察一体制下,主任检察官基本上是中间干部,属于行政职务,并不受职务保障,但他有高度司法行政特征,任务在于分担检察长指挥监督之责.其行使行政主管权责时,必须注意不得侵犯检察官司法事务上之独立判断权责,并保护检察官免于行政干扰.主任检察官本身亦兼检察官身份,得行使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检察官之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