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及其对策——由“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引发的思考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是投资者在海外并购活动中所面临的人为的、非投资者所能控制的东道国基于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等因素而援用或制定特别法律进行监管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给投资者的海外并购带来一定的额外法律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日益增加,却缺少对海外并购额外法律风险的防范和救济机制。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寻求投资保证、体制和外交上的支持与救济对策,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铺平道路。     

论“从人到案”侦查模式

“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是刑事侦查工作最基本的模式，但当前这两者发展不平衡，对推行“从人到案”侦查模式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强化“从人到案”侦查模式具有必然性，必须加强和规范刑事情报信息工作；组建和壮大情报信息专业分析工作队伍，建立和完善有效线索工作机制和专案侦查机制。     

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实务解读

《担保法解释》暗含禁止公司为股东与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之意。在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思路是: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为公司股东债务提供担保有效。在幸福实业担保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是: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为公司股东债务提供担保也一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司对外担保效力问题的立场有些含混。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比较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同为侵犯财产的常见犯罪,抢劫罪是采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内容的胁迫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敲诈勒索罪可以是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强索财物,也可以用其他威胁或要挟手段当场或在其他场合索取财物。两者容易混淆,但在犯罪要件上各有不同。     

跨省拐卖案震惊公安部

两年时间，云南人张大平、杨其兵等先后将17名云南女子以找工作为名骗至四川卖与他人为妻，案情震惊公安部。四川警方全力出击，成功破获这起特大团伙拐卖妇女案。2007年1月10日，当地检察机关已对此案审查终结，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医疗事故罪立案追诉标准的几个法律问题

医疗事故罪应以医疗责任事故为限，立案追诉标准应限定重伤害危害后果和犯罪主体责任程度要件。可引入信赖原则确定医疗事故罪犯罪嫌疑人，其主观要件为重大业务过失。医务人员应积极应对，依法执业。     

安全保障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关键问题

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安全问题是关键.北京奥运会面临着国际恐怖组织、"东突"分离势力、台湾分裂势力的严重威胁,也面临着赛场暴力、"集中性"违法犯罪的困扰,这些安全问题的发生将严重危害奥运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甚至危及国家的主权、国家声誉.应建立配套协调的安保体系以保障奥运会的安全.要协调好安保与节约、高效,安保与国家主权,安保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矛盾.安全奥运是"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的前提.     

美国的“政治大棒”与德国的法律程序——后“9·11”时代,美德反恐国际合作第一案之解读

"9·11"事件后,德美看似亲密的反恐合作关系却在德国法院审判"9·11"事件中的国际恐怖嫌疑分子穆特萨迪格和穆祚迪案中陷入了困境。两国政府在反恐策略上的差异为这两个案件的结局规定了方向。德国政府部门拒绝向德国法院提供关键证据,损害了德国检察官的指控能力。美国政府拒绝与德国法院合作,则直接冒犯了德国法院的自尊。由于审判是在德国民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尔布莱格监狱丑闻之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公共舆论同情被告人,积极影响并支持了法院的判决。这两个案件可以视为德国法院及民众对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反恐策略的一次大审判,判决结果是布什政府败诉。     

关于参与三氯甲烷反倾销调查案的几点体会

2003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决定对原产于欧盟、韩国、美国、印度的进口三氯甲烷(以下简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三氯甲烷反倾销调查案”)。同年6月，我所受浙江莹光化工有限公司、常熟市中吴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临海市利民化工有限公司、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吴晨光化工研究院、鹰鹏化工有限公司等七家进口三氯甲烷的下游用户(“下游用户”)的委托，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关于请求终止三氯甲烷反倾销案调查的公开意见》、《关于请求撤销对进口三氯甲烷反倾销渊查初裁决定的意见》和《关于请求撤销对进口三氯甲烷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的补充意见》等书面材料，并参与了调查机关组织的下列重大调查活动：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