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武力使用的困惑与教学训练的反思

使用武力是人民警察自卫和打击、制服犯罪分子、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和保障生命安全的必要手段。然而,在警察执法实践中,思想观念陈旧,安全意识、法律程序意识乃至人权意识淡薄,违法使用武力、使用武力过当造成的伤害事例时有发生。因此,改变观念,强化法治意识,强化警务技能与战术训练,建全法律保障制度势在必行。     

一座许多皇帝登临过的京西小山

北京市里有一个最小的区,叫石景山区,它因一座山而得名.它就是石景山.那么,石景山到底在哪儿呢?石景山什么样?有多高?有什么明堂?有多么重要?     

开启海峡两岸和平接触之门——廖承志给蒋经国公开信的幕后故事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由过去强调武力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大力倡导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在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对国民党僵化的大陆政策形成强大冲击。“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反应。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     

最小必要原则在平台处理个人信息实践中的适用

最小必要原则包括相关性、最小化、合比例性三个子原则.在适用该原则时,我国实践中的主流做法是只承认网络平台的次要处理目的,即实现具体业务功能,而不承认其主要处理目的,即提供精准的交易媒介服务.最小化原则的要求与网络平台实现其主要处理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匿名化制度都难以缓解该张力.鉴于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利益减损型处理行为,如果网络平台实际上为增进信息主体的利益而行动,便不满足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条件.按照补充性的合同解释方法,网络平台在提供媒介服务时应当承担给付型忠实义务,即有义务为消费者在所媒介交易中的可得利益最大化而行动.履行给付型忠实义务的网络平台,在其个人信息处理的综合影响为正面,且给信息主体造成的损害或者危险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在合理的必要范围内处理非敏感的和敏感度低的个人信息.     

论集体安全制度对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实施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是对国际法缺乏强制执行力的突破,该机制在对禁止武力原则的实施中发挥了规范与解释、监督与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执行与制裁等作用.但是冷战结束后,由于集体安全机制日益受到新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因此,对其决议机制等问题的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     

警察开枪射击的适法情形与最小武力原则——德国的制度逻辑与借鉴意义

何时开枪、开枪限度如何是警察枪支使用制度中的核心议题。对此,德国法不仅通过“开枪目的”和“行为罪质”(重罪或轻罪)来限定准许开枪的适法情形,还根据射击动作的各个环节动态地分解最小武力原则。德国制度设计的内在机理为解决我国警察实践中不敢用枪、过度用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一,《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列举的14种开枪适法情形应在与刑法关联的意义上理解,即应将相对应的犯罪构成要件导入到枪械使用的要件判断中去。其二,可以开枪的适法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明文例举的14种情形。根据立法者本意,该条兜底条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武器的其他情形”,是指所有为《刑法》所规定,最低刑在3年以上的犯罪。其三,中德制度之比较为全面理解我国落实最小武力原则的相关制度以及多个关键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提供了广阔视角与智识资源。     

论申圭植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初期的外交活动

申圭植是较早来到中国从事韩国独立运动的著名人物,后来作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早期领导人,曾经担任代理国务总理兼任外务总长。申圭植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初期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他在临时政府内"欧美外交独立论"和"武力独立论"激烈对峙,外交陷入困境的状况下,另辟蹊径,探寻出"外交武力融合独立论"的新路径,为临时政府生存与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贡献奠定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活动的新基础。     

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

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阎学通冷战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国外政治家们因各种不同原因开始考虑起一个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强大后会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吗？自１９９２年起＂中国威胁＂论成了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一种重...     

再论以非战争军事行动扼制“台独”

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无非两种方式:一是和平统一,二是武力解决。自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人上台以来,台湾问题已变得更加复杂,从实施“台独”党纲到滑向分裂祖国的道路,显然已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我们主张“和平统一”、不放弃“武力解决”,已不仅仅是解决方式的问题,而是斗争策略和战略准备的问题。事实上,在争取“和”与准备“打”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空间,填补这一空间的主要“材料”正是非战     

论必要性原则适用的困境及其出路

必要性原则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原则,它以“最小侵害”作为联结点,确立起一套相对清晰的审查标准,并把最终确定排他性手段的权力赋予司法。也正因为如此,必要性原则的适用引发了许多理论和实务操作中的困境。许多法治发达国家在为这些困境深感忧虑的同时,逐渐发展出一系列解决困境的法解释技术。正视这些困境并积极探索可行的解决方法,对我国行政法学界而言具有一定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