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权力与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日益增强,对自由、平等、公正的要求日益增多;公民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权利意识逐渐增强,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越来越深入人心.……     

论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

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是不同于动产、不动产价值评估的一个特殊领域。本文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出发,对我国目前知识产权评估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数字时代民法的发展与完善

数字时代，民法制度需要转型升级。数据权益是一种民事权益，但也具有特殊性，数据权益是一种综合性权益，应当引入权利束的理论加以分析。此外，还应当区分数据权益与数据产品。数据与有形财产不同，数据不具有排他性，应更注重利用。数字时代的合同法应注重许可协议，此外，用户协议常常与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而且包含了很多不合理、不平等的条款，应注重对格式条款进行规范，从注重意思自治转向合同正义。数字时代人格权的客体、行使和保护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数字化背景下人格权保护机制的重大完善。应积极协调财产权益与人格权益，从注重保护财产权益转向注重维护数字人格权益。数字时代的侵权法面临数据侵权、大规模微型侵权等挑战，应积极利用侵权责任法保护数据权益，从注重事后过错认定转变为注重事前风险预防，同时还要注重赔偿救济功能的多样化。     

抢劫还是盗窃——“客观→主观”刑事案件分析思路之提倡

犯罪的本质在于侵犯法益，没有对（相应的）法益造成侵犯的行为不得认定为（相应的）犯罪。基于此，对刑事案件应当坚持“客观→主观”的分析思路。由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仅为财产权，而抢劫罪的保护法益包括财产权与人身权，所以，认定行为究竟成立抢劫罪还是盗窃罪，不能仅以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为依据，而更应注重考察：行为在客观上对财产权造成侵犯的同时，是否还侵犯了人身权利。     

所有权约束的市场化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设计

国企改革经历了风风雨雨,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重构新的运营模式已刻不容缓.要重构新的模式,理论上的关键是企业法人财产权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操作的关键则是实现所有权约束的市场化,在此基础上构建国有资产的双层产权经营运营模式,包括实行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离;组建适当数量的直接隶属于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使国有商业银成为经营价值形态国有资产的主体;为构建新的模式,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国企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商业银行的改革,转变国家行政机构职能,收缩国有资产的行业范围.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产的基本范畴

涉案财产是指与刑事诉讼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具有财产价值并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的总称.其范围的确定能够避免公权力干预范围的扩张,包括作为犯罪之物、作为证据之物和作为保全之物.其种类的确定便于强制处分措施的设计,包括实物财产和非实物财产,实物财产可以分为动产和不动产；非实物财产可以分为金融财产和其他非实物财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犯罪形态的变化,涉案财产作为刑事诉讼中财产权之客体,其财产权保障地位凸显.     

房屋拆迁中的公民宪法权力及其实现之实证分析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对合法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房屋权是最基本的私有财产权之一，但在立项、签约、补偿、拆迁、安置等房屋拆迁过程中还存有损害被拆迁人权益的种种现象，对此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加以规范：依法优化行政管理，建立良好的拆迁市场秩序；遵循宪法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处理房屋拆迁纠纷，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有关行政部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逐步完善健全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具体法规并择其要者先付诸实施。     

论知识产权的本质及其正当性

从为财产权提供正当性的几个代表性学说人手,重点选取洛克的自然法理论的劳动学说和黑格尔的财产权自由意志理论作为讨论的依据,在分析两大学说的内涵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它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性和有限性,从哲学层面上思考知识产权制度这种存在了几百年历史的法律制度的理性与正当性.以此为依据,指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法学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如何通过理论上的完善使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知识产权体系化问题得以统一,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其中的逻辑联系点.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孙荣飞《第一财经日报》6·24）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王守智近日表示，国土部在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的时候，最核心的改革可能是在农村集体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形式和制度上的改革，其次是建立土地使用的责任体系。王守智表示，上世纪80年代出台的《土地管理法》提出我国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非常完善、跟市场经济完全接轨的土地管理制度。其中有三个制度基本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是非常明晰的产权制度，无论从国有土地来讲还是集体土地来讲；一个是利用经济手段对调整土地资源的补偿制度；一个是对土地资源使用管理的责任体系。在这三个制度中，     

保护与限制: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平衡

公民财产权,是指公民个人通过劳动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和享有占有、使用、处分财产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通常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的财产权,二者分别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私有制产生后,财富与个人之间有了固定的归属关系,并变为法律上的财产权。自从产生宪法以后,资产阶级宪法确立了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地位,以后又发展为同时规定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一定限制。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奉行的是公益无限与国家全能的观念,对私有财产保护不足而限制有加。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完善和宪政制度的发展,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以逐步提高。在保护与限制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是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最终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