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金对法律的“道德解读”

罗纳德·德沃金教授是继哈特(H.L.A.Hart)之后在英美法学界最负盛名的法理学大师。德沃金关注的一个中心课题是法院在处理法律并未提供明显答案的疑难案件时,法官如何作出正确判决。为此他提出了对法律的“道德解读”的方法。他的这个观点在包括法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有肯定和赞同的意见亦有强烈的批判。笔者试图探讨这在轰轰烈烈的争论中成熟的法律解释方法。〔〕     

权利能力制度的理想与现实——人法的英特纳雄耐尔之路

本文在比较中研究了罗马法和现代民法中的能力制度,得出了前者以自由为基础,后者以平等为基础的结论,进而论证了现代权利能力制度的平等理念遇到的重重挑战,尤其揭示了这一制度的全球化理念的充分展开带来的民法消亡命运。通过展示古今立法者对权利能力制度的不平等运用,特别地反驳了权利能力人人平等的谬见,得出了这种不平等为社会治理所必要的结论。     

反腐还需要司法解释以外的东西

一个"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官无法给我们带来足够的正义,法官要尽可能摆脱司法解释的"路径依赖",在没有司法解释的日子,我们要用智慧来断案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超低价买卖房屋"、"妻儿挂名领薪"、"情妇收钱官员办事"等10种新型受贿方式,今起纳入法律的惩治范围。     

论公司登记公信力的司法应用

公司商事登记一般均被认为具有公信力，但是对于公司登记公信力的基础以及其适用的基本要件，理论界却较少有人追行专门的研究。本文即从公司登记公信力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公司登记公信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     

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研究

重整是预防企业破产最为积极、有效的法律制度,也是我国新破产法中的一项重要创新制度.上市公司的重整是新破产法实施中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分析了重整的制度优势,并重点探讨上市公司重整中的债转股、股权与资产重组、股东权益的保护与限制、信息披露及税收优惠等问题,旨在研究如何完善与重整制度相关的立法,解决现行法律间的协调问题,全面构建我国新的重整法律制度,以保障上市公司重整的顺利实施.     

论NAFTA对征收的法律控制

征收历来是国际法的重要问题之一.NAFTA第11章第1110条对征收作了专门规定,其在继承西方传统标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了对投资者的保护,但该条对有关概念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标准,这使得对征收的理解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存在相当大的灵活性.     

论“强县扩权”的宪法空间——基于宪法文本的思考

在"强县扩权"政策先后成为诸多省份行政区划改革的强音之时,探究宪法为其预留的空间,有利于发掘这项政策的宪政价值。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宪法沿革与法律更替,逐步肯定将辖县权仅授予"较大的市"的行政区划宪定格局。但伴随着"市管县"体制全面推广,辖县权几乎普及到所有的地级市,这使一些地区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宪法秩序留下了败笔。从这个角度看,"强县扩权"政策扮演了为行政区划纠偏,进而贯彻其宪定格局的重要角色。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间坐标,应当着眼于“后礼法”这样一个关节点。在“后礼法”时代,既要认真对待“礼法”时代之“礼”在“后礼法”时代的历史遗留物,更要积极应对“后礼法”时代本身对于中国法学提出的挑战。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空间坐标,应当从“中国与西方”这种传统的法学空间图式,转换到“中国与世界”这一新的法学图式中来。在传统的“中国与西方”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西方法学来定义的,在“中国与世界”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世界法学来定义的。通过建构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有助于中国法学树立起自我意识与自主观念,承担起为世界法学做出“中国贡献”的责任。     

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分析

社会契约的“订立”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作为国家“存在原理”,社会契约主旨是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保障安全、自由、财富和尊严等。但这些可欲的价值的实现须符合一种正义的原则和道德要求: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平等、互惠构成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和道德义务,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不保护弱势群体,社会契约目的就不能达到,政府合法性就被质疑。弱势群体保护需要对社会契约进行动态完善——创新保护模式、着力后续调整、突出经济权利、建立诉讼制衡机制、高扬人本立约观。     

“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关系——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初创时期的德国行政法借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来建构其核心概念——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因而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原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公法上也可以成为实践“依法行政”原则的手段。为了适应扩大诉讼救济范围的需求,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发生分殊,成为行政法上“法的行为”(Rechtsakt)。在社会法治国、行政国家的背景下,行政处分概念出现了向民事法律行为回归、“阶段化行政处分”等新的发展趋势,以克服传统行政作用方式的“僵硬性”。中国的行政法亦创设了类似于行政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但由于对德国法上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源流关系的疏于整理,在相关的研究中出现了脱离学术传统、随意创设的局面。对这两个概念源流关系的梳理可以对国内相关的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