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以社会调查主体之争为切入点

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     

从哈贝马斯理论看"国民之争问题"

国民之争问题在中国日益突显,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加剧了个人与国家的疏离,尤其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冲突不可避免。哈贝马斯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外建立新型政治经济哲学,即话语政治,并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开创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将社会结构区分为系统与生活世界两部分,用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方式,并借助公共领域这个中介,协调两者间的矛盾。于是,国家维护系统权力,公民维护社会规范,在权力与规范的对立中,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国民之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协调方法,也为我国经济领域的国民之争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历史事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影响。"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外、国内的客观形势不同的认知之下,对于中国未来道路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而引发的一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在争论当中双方依旧保持盟友的关系,双方也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这场争论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成长必须和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生活在北宋积贫、逐渐衰微的时期,也是朋党之争此起彼伏的时期。他的一生有过坦途顺境,有过短暂的辉煌,但纵观几十年的人生道路,却是荆棘远多于鲜花,磨难远超过安适。苏轼有主见,绝不肯随意附和别人,他认为对的就一定坚持;认为不对的,     

制度的限度与政治的自然状态——试论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政教之争

从11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政教之争在欧洲政治事务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争执及贝克特的殉道是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政教之争并非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矛盾,倒是意味着将所有具体问题抽象为原理间的对抗,它并不意味着俗界权贵与教界权贵的两分,而是要求各界、各地权贵普遍分裂.既在原理的旗帜下集结,又按各自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划分敌我,灵巧地在阵营间转变,动用制度内外的一切手腕重新分配权势.在这个意义上,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之间的争执,并非为后世自由宪政开启一扇门户,相反,正是由于建立起一套足够强韧的制度以容受各类争执,民族国家才超越过去诸多政制,克服政教之争等政治自然状态的反复发作,成为欧洲近代政制的首要形式.     

左世忠：司法改革要突破部门利益之争

2008年底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3年多来绝大部分已完成或基本完成。此轮改革深化了对权力监督制约，推进了司法公开与民主。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受许多因素制约，不少改革措施是部门利益之争妥协的产物。不少改革主要是围绕技术细节在做优化，极少涉及体制问题。下一轮司法改革，中心任务应当是围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目标，本着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监督制约的原则，重点调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权力分配，并规范其运行，基本解决司法地方化、行政化问题，树立起司法权威。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检察制度存废之争

中国近代检察制度系师法日德,始于清末司法改制。清末以至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实践效果不佳,在北京政府时期即出现要求废检察制度的声音,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废检察制度之声甚嚣尘上。与之相反,一些学者主张保留并完善中国检察制度。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检察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是否侵犯人权、是否糜费司法经费、是否违背世界潮流等方面。这场检察制度存废之争对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变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训政时期(1928-1937)国民党党治体制:法理模式与实际运作的断裂——党权与军权互动关系的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初期,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模式并未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得到较好的贯彻或体现,两者呈现出断裂的势态。究其主要原因,是其时胡蒋两派为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而展开的"党军之争"较量所致。从一定程度上说,国民党训政时期党权与军权的权利互动关系体现了国民党党治法理模式与实际运作间关系演变的逻辑。     

东宫西宫——路见弱礼拔刀相助

法强礼弱,导致人心怀恶念,且贬礼捧法之徒,更另人们对礼的认识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本文指出时代在变,制度在变,思想也在变,但变化是必须站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否定历史,否定礼的地位作用,就是否定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     

宋明理学家理欲对立的道德观浅析

理欲之争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和中国德育思想史上由来已久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家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守仁等在理欲问题上,更加倾向于二者的对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