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真实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一件购房合同纠纷案引发的思考

2002年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正式实施，笔者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承认“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差异性。《规定》第63条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可见，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不要求证明结果达到“客观真实”．只须达到“法律真实”即可据以作出裁判。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进与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确立的“审判监督程序”．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可以提起再审、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抗诉，从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审理裁判不当的案件。也就是说，法律在二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又设立了一个纠错和制约生效裁判的再审机制．用以纠正那些因一时的证据、时限不足及当事人、审判人员的不当行为所导致的错误裁判，以维护司法的公正。     

理性的失落——对"器官异位案"的理性思考

法律对于理性人的假设,使法官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举步维艰。但任何一个具有正义感的法官都不应屈服于人类的有限理性。突破理论与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束缚,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并以此实现个案正义,是法官的必须选择。     

民事判决书中证据表述初探

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早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民事裁判文书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事判决书要做到无懈可击 ,就必须充分说理。说理的关键是证据。在民事判决书中只有充分反映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证据的举证 ,质证和认证过程 ,才能防止暗箱操作 ,增强审判的透明度 ,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达到改革的目的。     

刑法解释的常识化

条文解释的常识化和学理研究的经验化,是我国刑法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显著特点。刑法学中的所谓“常识化”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形式:一是刑法解释上的“公众认同”,二是所谓的“社会相当性”。刑法解释常识化是实现法律认识统一性的基础,是实现刑法公正与效率有机结合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刑法目的的重要手段。但是,运用常识化方法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协调该方法中内在的矛盾关系,即常识与专业之间的关系、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的刑法解释中,需要走出将生活常识等同于专业知识、以感性经验替代科学理论的误区。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它的设置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大有助益，特别是在防止错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立法的缺陷造成实践中死刑复核缺乏必要的法律监督，极易造成裁判的不公，违背了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初衷。本文就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意义、法律监督缺失的现状及影响、依据、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     

我国刑事认证模式的改革与完善

刑事认证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庭审方式价值目标的实现和庭审功能的发挥.本文通过对不同庭审方式下认证模式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庭审方式的类型直接决定了认证模式的选择,进而提出在我国控辩式庭审方式下,应建立当庭认证和裁判认证并行的"双轨式"认证模式,并对建立这种认证模式的具体措施提出了构想.     

阮文霞非法行医案

一方面在加重结果范围内不成立共犯，另一方面在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应当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这两个看似冲突的结论并不矛盾。虽然我们肯定基本犯的其他共犯人在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对该他人过失引起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所有的共犯人都应作相同的处罚，在量刑时仍然应区分轻重，特别是对过失引起加重结果发生的行为人的处罚应重于其他人。     

试论审前程序主体在侦查阶段之关系

审前程序犹如刑事诉讼整个大厦的地基 ,如果没有科学的、合理性的建构 ,之后的诉讼程序将难以为继。本文通过采用结构主义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 ,就刑事审判前程序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阐发和论证。总的目标是在侦查程序中构建中立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控制机制 ,建立“程序性裁判”制度 ,使侦查程序中涉及限制人身权利和自由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和诉讼的轨道 ,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找到一个合乎理性的平衡点。     

普通公民判案件?——论民众参与裁判制度的价值

在司法活动日趋专业化的现况下,未曾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普通民众对司法裁判的参与却一直在多数国家中长期存在。当今各国由民众参与裁判的类型大致有三种:治安法官制度、陪审团制度、参审制度。民众参与裁判制度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其本身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司法民主理念主要蕴涵着民主参与价值与权力制衡价值两个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