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人说明义务若干问题探析

保险人说明义务又称保险人缔约说明义务,是指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依法承担的将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向投保人进行说明的义务。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17条对其进行了规定。现结合理论和实务中的争议问题进行研究。     

犯罪附随性制裁制度的废除

作为一种隐性的惩罚措施,连坐仍然以犯罪附随后果的形式广泛存在。犯罪附随性制裁制度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它是一种保安处分制度,应当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犯罪附随性制裁制度源于法家的重刑主义,它不符合一般预防的需要,也无特殊预防的可能。它对职业的限制没有考虑职业的关联性,违反比例原则。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进行系统性的清理。在上游领域限缩犯罪圈,推行法定犯初犯不罚原则;在中游领域压缩前科制度,变《无犯罪记录证明》为《未受刑罚处罚证明》;在下游领域禁止非法查询个人信息,依法严格限制查询相关人员的犯罪记录。     

恶意商标注册的概念体系解读与规范适用分析

在注册制框架下,商标权的取得与注册有直接关联,较少涉及商标使用,因此容易产生恶意商标注册和恶意商标使用问题。我国《商标法》从“非使用性目的”“非正当性手段”以及“违反合法性条款”等方面,对出于不良动机而恶意注册商标的情形进行规制,形成了恶意商标注册类型化的系列条款。恶意商标虽然能取得权利外观效力,但经无效宣告制度补正后可能产生权利终止的效果;即便部分恶意商标转化成无争议商标,其使用也应受到法律规制。商标法的未来改革,应注重以商标使用为内核的正向规范和以恶意抢注、囤积商标为对象的反向规制,在立法规范、行政确权审查和司法裁判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困惑与完善思考

专门矫治教育的概念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首次提出,并与最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意在对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教育。检视当前我国专门矫治教育的制度设计,不难发现其存在决定程序简单粗陋、相关组织和配套制度的法律规定不明等诸多问题。为此,可通过引入准司法化的裁定程序、明确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职责分工与地位职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引领效应和主导作用、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等方式,推进当前矫治教育制度的发展建设。     

开展调查研究要有“靶向”

调查研究其实就是一个发现、分析、解决问题,从而推动工作的过程。要解决实际问题,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调查什么,研究什么,是做好调查研究首先应回答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要有“靶向”,带着问题去,以问题为导向。比如,发改部门如何加快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如何推进稳投资增长、稳市场主体、稳经济运行、稳市场预期,如何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双碳”工作、能源粮食保障.     

论行政法中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房屋拆迁案件中误拆等行为主体的推定实质体现出表见代理的适用,显示出行政法领域对表见代理制度的现实需求,不过行政法中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应有别于民事领域。为了平衡公法秩序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行政法中应根据表见代理人不同的行为类型以及相对人的错误信赖程度,来确定代理有效抑或代理无效,但被代理行政机关需要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认定表见代理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基于表见代理人行为性质的最终认定结果,相对人可通过行政诉讼使得被代理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习惯的韧性：未入法习惯融入制度的法治运行机理

法治建设初期,以政策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模式将习惯当作化解纠纷的依据之一。随着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通过顶层设计、立法引导、行政主导的国家构建主义法治建设方案却导致习惯与法治的分裂、习惯与现代化的对抗。尽管经由国家制定法体系的直接或间接确认,多数习惯已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进入法律体系的内部,从而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这种分裂与对抗。但法治实践中依然存留部分未入法习惯,游离在制度规范边缘,一方面其并未获得法治的制度接纳,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解释、司法的自由裁量和执法的技术性规避等方式,进入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可以看到,现代法治并没有对未入法习惯的制度融入形成根本阻隔,该类习惯依然是法律解释、漏洞补充,甚至是技术性制度妥协策略中的重要法源。未入法习惯与现代法治的这种复杂的制度和解,充分证明了建构主义法治理论和“自生自发秩序”法治理论解释的有限性,也论证了现代法治与传统根基的不可分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自主发展成为全球法治建设中的独特景象。     

对我国保险合同告知义务的法条解析

在保险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体系中，投保人对保险人负有的关于对保险标的有关事实的告知义务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到保险人是否愿意承保，以何种费率承保等重要问题，因而对于保险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对告知义务做了规定。本文试对该条条文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并指出该条文中几点不尽合理之处，以期在今后的立法中得到修改和完善。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比较研究--兼评我国《合同法》第68、69、94和108条的立法缺失

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与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都是为了防止一方当事人先期违约而设立的,两种制度在各自法系的实践中都取得了相应的司法实效。但现在看来,预期违约制度相对来说比不安抗辩权制度更为完善。我国《合同法》同时规定两种制度,这种立法例的成败得失值得研究。将两种功能相同的制度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显得重叠与矛盾,故建议修改现行《合同法》,废除不完善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只规定预期违约制度为宜,实现合同法的效益、安全、公平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