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不是一般的文人或专业作家．他的文章源于他的政治生活.一般来讲。政治家的文章一方面天生的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另一方面又理多情少，易生枯燥之感。但毛泽东巧妙地扬长避短，文章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毛泽东之后有许多人学他，也写文章，还出书，但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     

我国左翼作家与《现代》杂志同人的美国文学研究(1928-1936)

本土文化系统在翻译和接受外来文学的过程中,契合与差异在所难免。不同的文学流派根据其主观意志与客观环境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接受视角。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前半期,我国左翼作家与《现代》杂志同人通过不同视角集中译介作品而接受美国文学——批判精神和宣传功能所表现的阶级性同创造精神和自由主义所表现的现代性,正是赛义德所谓"理论旅行"的结果。     

左联解散真相

一封由史沫特莱转交的特殊信件/鲁迅将信辗转交给周扬/萧三的意见实际上是王明强加的/“文委”扩大会议认为解散左联一定要取得鲁迅同意史沫特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在上海是一个颇为活跃又有些神秘的人物。1935年11月,史沫特莱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件。它是由秘     

论陈楚淮象征剧的新浪漫追求

陈楚淮在1929—1930年之交写的两个富有象征意蕴的独幕剧——《桐子落》和《骷髅的迷恋者》,分别发表在《新月》二卷十期和《新月》三卷一期上,今天学界已认定陈楚淮是一位1920年代的“象征戏剧代表作家”,朱寿桐在《新月戏剧：绅士的风情的演示》中,称《骷髅的迷恋者》为“名剧”;吴晓东在《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称这部剧作“标志着这时期象征主义话剧在文本意蕴上的复杂化”,     

本土音乐文化在地方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实践与创新

随着音乐教育的不断发展,对本土音乐文化的提升程度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主要以本土音乐文化在地方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实践与创新解析为重点进行阐述。首先,对本土文化在地方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意义和本土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挑战进行分析;其次,从提高认识,强调现实意义、重视本土音乐文化、完善音乐教材编写、引入信息技术方法、实现多元教育手段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教师引领效果等几个方面深入说明并探讨,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当代中国法制中的本土资源

中国当代法制中,法律传统的本土资源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为当代中国法制所传承的传统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二是遗存于当代中国法制中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的传统实体法律制度;三是当代中国法制所保留并改良的传统程序法律制度.这些本土资源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法制的发展.     

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述评

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18年出生于法国的圣马克尔(Saint-Macaire),2000年在兰孔逝世((Langon).他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不仅仅是一位坐在书斋里的教授.无论在生活的经验上还是在学术文字的领域中,他都是一位勇于探险的人,既是文学教授,也是批评家、记者和作家,著述丰硕.     

论本土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消解与重构

在两种文化接触的过程中, 由于物态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均衡, 物态文化发展较高的 一方在文化的其他几个层面上也可以取得优势地位, 形成所谓的“文化霸权” 。赛义德据此认为西 方的文化霸权将对东方文化造成极大冲击, 使其母语流失, 文化贬值, 价值观念崩溃。其实不然, 每 种文化都是与特定的地域与人群联系在一起的, 文化的强、弱势之分也只有在不同文化相交接的边 缘地带才体现出来, 越接近文化的中心地带, 这种文化的传承力表现得越强大:在文化交流的过程 中, 被输入方的文化并非被动地被全盘改造, 而是主动地进行选择、有力地消解输入文化, 并重 构自己。     

中和中庸的民主条件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和"、"中庸"里所包含的"执中"理念,可谓中国本土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所在。古文献所记载的"允执厥中"、"允执其中"、"执两用中",以及"尧命舜曰‘执中’,舜命禹曰‘执中’"等,都是执中理念在中国古典政治中源远流长的重要记录。执中理念蕴含的"执中无权"要义,还携带了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平等理念、民主理念所对接的基本价值点。比如在乾隆的阐述中,执中可以这样理解:大舜之执两用中,非大舜自用其中也;彼两端之间,自有其一定不移之中,而舜     

传承与扬弃 融合与流变——新加坡华文作家“身份与认同”创作主题管窥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华文作家是新加坡“西方同化”、“族群文化模式建构”等历史的见证人.在他们的笔下,文学想象中母国传承的“集体记忆”、身份定位中“本土植根”的艰难尝试、对“典型新加坡人”精神症候的揭示,以及向“跨文化”意识转向的趋势,构成了文本独特的内容蕴含和主题嬗变.探究海外华人作家写作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对于了解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与现代性流变、华文文学形态的一脉相承与意义的多元再生等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