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与完善

调查核实是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办案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检察机关在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过程中,调查方法不断规范,公益受损事实认定更加精准,但仍存在若干实践运行阻碍。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更好地促进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责。     

正当防卫理据的法哲学省思——基于权利保护与社会连带视角

为他人强行防卫等正当防卫适用中的认定争议,体现出探究正当防卫法哲学理据的必要价值。就正当防卫权利保护理据的两种论理路径而言,主张权利义务平衡关系的主观权利论比主张自然状态自助的例外私力救济论更具合理性,但仍然无法说明为国家与公共利益防卫等防卫形式的正当性。法秩序维护理据虽然在超个体的秩序法益基础上说明了为公法益防卫的正当性,但其抽象论证法秩序的逻辑导致内涵空洞化、个体手段化、效果附随化的适用困境。而综合权利保护与法秩序维护的二元论虽然说明力更强,但隐含着将权利与秩序对等并立的立场预设,从而错置二者层级关系,造成论证逻辑同义反复或内在矛盾的问题。正当防卫的实质根据应在权利保护理据前提下,补充社会连带作为正当防卫的全面理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容许规范衍生防卫权作为正当防卫的直接依据。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构建

在开放数据中请求删除涉及本人的信息,是一项重要的个人权益保护机制。通过对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多元价值、风险及现存法律规定局限性的分析,提出在当下我国公共服务水平及大数据技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构建个人信息删除权之正当性与现实必要性。对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进行的内容设计主要包括权利与义务主体、权利行使与限制及侵权损害。在权利主体为自然人的基础上应进行适度扩张及构建政府部门与第三方处理机构的双义务主体模式,构建专门数据审查机关及审查标准,以传统经济财产损害及赔偿为基础、以放宽精神损害认定标准为突破,将“风险性损害”纳入现有侵权损害应对体系,实现对删除权的有效救济。     

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现实困境与改革出路

宅基地使用权在创设时即被赋予了社会保障属性,具有“主体特定性、社会福利性、一户一宅”等特点,在法理层面阻碍了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无法满足由城镇化改革与城乡结构转变带来的大量继承需求。尽管自然资源部在2020年发文明确肯定了在房地一体主义下城镇居民亦可继承宅基地使用权,但仍缺少高位阶法律予以定论。因此,司法实务中的处理方式仍旧无法统一。宅基地使用权继承改革重心在于社会保障功能的维持。房地一体主义与房地分离主义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问题的底层解决逻辑是一致的：通过建立完善的有偿使用制度,以法定的租赁关系来明确权利人的占有权源,以此权衡宅基地使用权的社会保障功能与经济利用功能,缓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文化遗产景观实践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中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20年,以文化遗产为内容的景观实践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文化遗产景观实践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文化实践角度开展精神家园建设的新视角和新途径,具有理论适用性和现实针对性。服务精神家园建设的文化遗产景观实践,具有特定的内涵和特性,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文化实践为基础,贯穿于遗产事业、遗产经济和遗产生活三大领域。从其目标定位和内容形式看,主要有民俗生活、展演与旅游体验、社会教育传承三类;从其所依托的载体看,可划分为实体和传媒两类;从其运作特点和效应看,可划归为惰性和活跃性两个范畴。文化遗产景观实践的基本原则体现在：以建设营造精神家园相关场所设施、符号体系和情感氛围为基础,以彰显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力为核心,以实现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为目的。文化遗产景观实践的基础性保障策略包括：通过政策优化机制改善社会环境,通过目标价值评估提升社会效能,通过新媒体科技应用发掘潜力等方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大数据追踪和预测、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运用,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保障,同时也反映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之处,致使个人信息泄漏、非法提供、数据滥用等事件频发。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中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为切入点,推动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完善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程序,构建成熟的个人信息监管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以实现个人信息共享和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的“裁执分离”制度

行政非诉执行的“裁执分离”是人民法院为解决行政案件“执行难”问题而采用的一项创新性制度,从司法实践看,该项制度对解决非诉行政案件中的“执行难”问题,特别是涉及不动产类案件的“执行难”问题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此项制度创设过程中法律依据和理论储备不足,以及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司法实践也引发了不少困难与问题。需要从立法、司法解释、执法以及法律监督层面进行监督和规范。     

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类型与适用——基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类型化的分析

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包含不予答复申请、违法拒绝合法申请和违法拒不作出依职权行政行为三种类型。与此相对,履行判决实际上包含要求答复申请的履行判决、要求同意申请的履行判决和要求作出依职权行政行为的履行判决三种类型。要求答复申请的履行判决适用于行政机关不予答复的情形,在判决方式上,出于最大限度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考量,应采用程序性判决。要求同意申请的履行判决适用于行政机关违法拒绝合法申请的情形。在行政机关违法拒绝合法申请时,法院原则上应当作出撤销并重作判决,如果发现无需行政机关调查以及裁量,则应当作出实体性履行判决。要求作出依职权行政行为的履行判决是法院要求行政机关对第三人作出干预行为的判决。这类判决的适用条件应当比前两类履行判决更加严格,不仅应当满足无需调查及裁量要件,而且需要满足重大性要件和补充性要件,在判决方式上应当采用实体性判决。     

许谦:心系贵阳贵安 献智聚力谋发展

挂职任贵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之后,许谦与贵安新区的干部群众一起,始终坚持“规划为先、产业为要、民生为本”,坚决扛起省委、省政府赋予贵阳贵安“做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的使命任务。     

论严格故意说之于刑事政策：从对立走向统一——以违法性意志为路径

以违法性认识为核心的严格故意说与刑事政策之间的确存在对立冲突,但这是表象主义本身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并不是严格故意说的“过错”。“未必的违法性认识”通过放宽“有违法性认识”的认定条件,扩张了严格故意说语境下故意的成立范围,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该说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对立,但由于其仍是基于表象主义的立场,终究难以彻底化解“对立”。应以意思主义解构严格故意说：故意责任非难的是“法敌对”或“法漠视”的违法性意志,违法性的认识程度、法咨询义务的履行程度以及期待可能性均是违法性意志的判定资料。在违法性确信、违法性高度怀疑、未合理履行法咨询义务或者可期待暂缓违法性存疑行为却没有暂缓等场合,可认定为具有违法性意志。如此,严格故意说被指责“鼓励法盲”“不当优待常习犯”以及“难以处罚确信犯”等与刑事政策相互对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