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马克思的人性观的历史演进分析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对人自身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以抽象的先天人性来规定人的本质，脱离了社会关系、社会实践和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对人的理解经历了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转变，这使马克思深化了对人的认识，把“人”“从天国拉到人世”，从而阐述其与众不同的对人的本质的界定。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中领导者的角色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世界信息化、全球化和多样化等复杂环境的挑战，新公共管理运动、重塑政府运动和管理主义改革等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以及私人部门战略管理的示范性影响，公共部门战略管理逐渐兴起。作为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实践模式和研究范式，它试图通过对组织内外环境变量、组织长期目标以及组织角色与环境匹配的关注，增强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提高组织实现其使命的内在能力。内外环境的变化对明确领导者的角色、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以推动公共部门管理的整体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     

诉因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诉因制度是一项涉及到起诉的效力、审判的范围及判决的既判力等诸多问题的制度。日本在1948年修改了其刑事诉讼法并定位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基调后引人了这一制度，并历经六十年的发展已日臻完善并存其法律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模式与日本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即都经由了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化，且皆非纯粹的当事人主义。     

刑罚基本问题理论研究六十年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已对刑罚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刑法学界才开始对此方面的问题予以普遍关注并展开全面的研究。就刑罚的概念与本质、刑罚权、刑罚目的、刑罚的功能、刑罚的价值等问题，刑法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观点和主张，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性的观点，同时仍存在一些分歧。长期以来关于刑罚基本问题的研究讨论在丰富和深化刑法学理论的同时，也促成了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刑罚理念和刑罚观的转变。     

公共财政下的税收债法理论

国家与财政的公共性密不可分,二者关系的厘清,不仅关系着财政学基本理论的明确,也关系着我国财政法治的实现。而税收债法理论一改国家分配论的权力观,不仅为学界理解税收、税法的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更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法体系。以公共财政为背景,从公共财政的核心及具体要求出发,探讨税收之债的基本涵义,着重分析税收债法概念的引入对于税法原则、税法权利及救济等关系着我国财税法治建设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     

罪责的客观化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命运

当代刑法对风险控制与危害预防的强调,使得罪责概念的内容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对行为人的控制能力的强调,以选择自由为基础的传统规范责任论被废弃。期待可能性被从责任论中剥离出来,其重要性也日益呈下降的趋势。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当代所遭遇的命运,折射出刑法任务观的重新定位对刑法体系中具体制度与理论的重大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内涵解读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扩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提高人民军队综合素质、走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     

新加坡与“民主化第三波”擦肩而过原因透析

在上个世纪后期的全球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新加坡是唯一的没有发生民主化转型的非石油出口的"高收入"国家,这在同时代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当中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亨廷顿把这归因为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笔者认为应主要从新加坡政治制度本身去寻找原因,经过考察发现,新加坡的那种充分借鉴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监督、制约、法治优点又体现儒家"贤人仁政"精英治国思想的"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软威权主义"政治具有合法性强、参政化水平高、制度化水平高、执政效率高和人民满意度高等特征,因此具备了很强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并最终决定了新加坡独特的政治发展路径。     

知识产权制度变迁中的公私权结构之演进

知识产权权利本质的历史变迁,遵循着"封建特权--法定私权--公共政策"的演化路径,由此也折射出不同时期特定社会对知识产权制度功能的评价与选择.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战略正处于由制定转向实施的关键阶段,本文通过对知识产权制度变迁路径之考察,试图寻求其内在的公私权作用机理,进而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公共政策的有机整合.     

健全行政组织法是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需要行政组织法的保障.必须以法律手段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我国现行行政组织法明显滞后,远不能满足改革的制度需求.以法律手段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解放思想,改变消极等待时机和立法回避主义,加快行政组织立法,谋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组织法制的相互适应,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