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司法改革视域下公安派出所侦查活动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进行依法监督,是推进司法改革和完善执法监督水平的重要路径。从现有的监督制度和监督手段进行客观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按照中央司法改革精神要求和检察机关整体架构发展规划,检察监督职能需要调整和优化,以适应多样化的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应从检察监督职能的改进和优化的必要性、实然性分析、局限性解析及优化路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为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铺垫理论和实践基础。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论检察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属性

本期研讨的主题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及其法律属性”。我国检察机关侦查权及其法律属性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不仅涉及检察机关的性质,还关乎检察权与警察权、审判权的关系,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司法体制改革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既有检察机关侦查权本源及其法律属性的研究,又有从政治学视野和现实必要性角度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阐述,表达的观点与理由虽不无争议,但却力图梳理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形成历史、法律属性及其现实功能,并藉此澄清一些观念与理论上的误区。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与运行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与运行,不仅关系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强化和检察工作的深入发展,而且涉及到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和运行方式的完善.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刑事诉讼法修改,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与运行问题的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要对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法理上作出进一步的阐释,正确认识国家立法机关将这一权力赋予检察机关的法理基础,准确把握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性质,科学确立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和运行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