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律制度初探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律制度的框架是通过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指令 (GPSD 92 / 5 9和GPSD 2 0 0 1/ 95 )来建立和完善的。这两项指令均为采用产品安全立法新模式的横向指令 ,即直接规定对生产者和销售商的通用产品安全义务———只能将安全产品投放市场。本文通过对两项指令重要条款的比较分析 ,介绍了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制的发展及现状     

对新公共管理的几点反思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新公共管理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否是利己的，政府是否一定低效以及顾客导向等理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从行政复议的价值定位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缺陷

笔者认为在行政复议中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应是绝对的且是并重的，其一，行政复议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应具有行政法的效率价值；其二，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其正义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情况下行政复议都不能放弃正义、效率价值定位。而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设计恰恰忽略了效率和正义价值的重要性．过分的强调了程序的作用。行政复议本就是行政行为，是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是行政复议机关的权力而不是权利，不作为行政或错误行政都应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尤其是维持错误行政行为的外部法律责任。另外行政复议从其是行政的性质来分析，行政复议不应是终局的，行政相对人对其不服还应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颅脑外伤后神经源性肺水肿尸解资料分析

<正> 颅脑外伤致死在法医尸检中十分常见。随着医学诊疗技术的发展,颅脑外伤常可迅速确诊,并通过手术治疗使颅内病灶顺利清除,因此颅脑外伤后各种继发损伤对其预后变得尤为重要。据文献报道[1],神经源性肺水肿(Neurogenic Pulmonary Edema,NPE)是颅脑外伤后的一种严重继发症,亦是导致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收集了1991年以来尸检及病理资料完整的43例颅脑外伤致死案例,对其肺脏的病理学变化进行分析,以供同行商讨。     

论行政立法的价值选择

行政立法的价值可以决定行政立法的效用、行政立法的利益归属、行政立法的发展方向、行政立法的总量等 ,然而 ,这一根本问题没有有效地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分析了行政立法合理价值的条件 ,并构设了行政立法合理价值的内容 ,如实现宪法原则、补充法律规则、维护法律秩序和便于相对人权益的实现等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角色的重塑

侦查程序的正当化系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法官的应然作用对侦查程序的正当化起关键性作用。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应然角色作用缺失,形成种种弊端,严重违背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待予以重新塑造,以充分保障人权,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进程。     

论个体权利的政府侵犯

个人权利是人类权利的惟一实存形式,一旦权利成了社会的权利,社会也就构成了权利的实在形式,这时人的个体权利也就沦为一种虚假的形式而不可避免地遭受侵犯。侵犯人类个体权利的行为一是来自个人,一是来自政府,前者容易识别和惩罚,后者则因借“集体权利”“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利”之名行侵犯个体权利之实,而极具欺骗性和隐蔽性,置受害者于被动和无奈之地。     

论看守所在押人员的权利及其保障

看守所在押人员享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其特点是 :不完整性、特定性、期限性。在押人员的法定权利主要有 :人身权利、会见与通信权利、控告权、检举权、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立功受奖权、刑事诉讼权利等。保障在押人员权利的必要性 :有利于保障看守所的安全 ;有利于对在押人员的教育和改造 ;有利于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 ;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 ,进行文明管理的需要等。保障在押人员权利的措施 :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 ,提高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利的认识 ;加强领导 ,把保障人权摆上公安机关和监管部门的议事日程 ;加大力度 ,做好人权的宣传教育工作 ;有关部门各自做好保障人权的工作 ,同时搞好协作、配合 ,落实好保障人权的措施。     

行政受益权研究

行政法上的受益权是指行政相对人依法通过行政主体的作为和不作为而获得各种权利和利益的权利。它是积极国家、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相对人的最重要的权利。受益权与传统生存权之间是交叉关系。受益权的外延极其宽泛,而这主要取决于受益权是一种融合的权利。以受益权作为行政给付的现代权利基础,有利于扩大受益对象和授受范围,拓宽国家与政府义务范围,拓展积极国家理念,并有利于给付行政模式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