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

布勒的公权理论可谓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应当立足于其历史脉络与整体结构来理解。在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中,法规的强行性排除了裁量规范,但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规范仍具有强行性。私益保护目的以公私益的划分为基础,构成了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要义。援用可能性不同于诉讼可能性,是指受保护的私人可以援用法规范请求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只要法律并未明确排除,即可承认援用可能性的存在。经由布勒保护规范理论所得出的公权具有严格的法规从属性,但也使公权受立法者的宰制。此外,布勒所讨论的公权仅指以特定实体决定为内容的实体性公权,程序性公权被排除在外。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应对布勒的旧保护规范理论保持警觉,合理地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互联网时代,Q币理应受保护

正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初审了民法总则草案,之后,正式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将QQ币、网游装备等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纳入民事权利客体。规定民事主体享有物权,乃是对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的价值认可。通过法律明确其财产所有权,不仅有利于网友依法维护虚拟财产权利,也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财富价值观,有助于促进网络虚拟产业的发展。     

论司法公开对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功用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公正、高效、权威司法活动的具体体现。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权的运行状态是前提,社会公众对司法权运行的感受是关键,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是重要的外部环境。司法公开作为一项公认的司法准则和制度,为公众观察司法活动提供了良好途径,对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功用。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必由之路

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要求必须积极稳妥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反腐倡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关键性组成部分；同时,反腐倡廉又不是孤立的,必然涉及现行政治体制的许多方面,内在地要求并启动相关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当前围绕反腐倡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是从“高度集权”到“党内民主”；改革的关键生长点是从“权力委任”到“权力民授”.     

保障农村党员权利的价值、问题及对策

保障农村党员权利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利于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吸引力,有利于加强对村级干部的监督、纯洁党的队伍,有利于发展基层党内民主。当前,保障农村党员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党员的知情权实现还不够充分,党员的参与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部分党员的选举权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部分党员的监督权有名无实。为进一步保障农村党员的基本权利,要加大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农村党员的权利意识,提高保障党员权利的政策措施的可执行性,建立和完善侵犯党员权利的责任追究机制,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方式,加大对农村党员的培训。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探析

高校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既有与一般公民相同的法律权利,也有作为高校学生的特殊权利,结合当前高校学生权益现状及申诉制度特征,针对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存在的一些主要不足,提出完善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若干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国家赔偿是保护个体权利的重要环节

<正>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重要的甚至不是国家权力犯错误的大小,而是犯了错误之后纠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制度建设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运行也在制度的建设中逐步趋于规范。制度建设在于保证权力的规范行使,国家权力的规范行使不仅能够很好地调整各种利益纷争,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能够保护好个体的权益。国家权力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必要保证,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履行国家的责任,国家权力缺位的地方,个体权利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不提敏感提案”剥夺了委员的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回忆说：前几年，他曾就某个问题写了份提案。没想到，他很快接到电话，有人称该提案“太敏感”。希望撤销这个提案。去年。他关于此事的提案终于正式出炉。他对于提案办理工作“不满意”的打分，令“相关部门”紧张了，多方做工作，希望戚发轫能尽量改成“满意”。（3月5日《中国青年报》）     

关于公民社会责任的理论思考

公民是社会主体，培育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前提。公民社会责任是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人与社会的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公民社会责任存在的基础。公民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特定组织的责任。公民社会责任表现出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具有历史性具体性以及公民身份的合一性等特殊性质。     

专利侵权不停止的司法可能及其实现

按照传统民法程式化处置模式,停止侵害是侵权案件必然的司法后果.但如果将这一模式直接引至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过程,则可能发现其中的非必然性.基于科学技术的公共性特质,法院更有可能倾向于在司法过程中促成专利交易,即专利侵权不停止.传统模式的突破,无论从理论解释还是专利实践上均能获致支持.以优化技术资源的市场配置为立场,可以获得“容忍限度论”及“责任规则说”的诠释；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专利侵权不停止业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司法裁断,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仰赖于专利权自身的横向权利结构和对技术目标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