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权力到公民权利的转换及其理论意义——从《利维坦》到《政府论》

在政体意义上,《利维坦》和《政府论》的主题分别是拥护专制君主政体的"主权者"和为保护人民"自然权利"的有限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绝对权力思想向有限权力思想的转换有着作为必要条件的历史逻辑和作为充分条件的思想逻辑。本研究的理论目的在于,在国家理论体系上,两本书分别代表着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和社会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层面,则意味着在国家权力得到保障以后,政府的职能适时地转向公民权利的保护上,而且由基础性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构成的公民权利是分阶段依次实施的。     

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

随着法制的发展和健全,在刑事架构中被默默忽视的被害人急需关注和救济,探究被害人的具体权利范围显得越发迫切,只有建立健全的救济制度才能真正使得被害人救济有法可依.     

新时代高校党史知识的教育与传播

<正>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首要变化,是信息传播形态步入新媒体时代,个体权利与政治权力关系在言论表达、知情权利方面出现巨大变化,意识形态的自我论证、辩护功能遭遇重大挑战,中共党史的教育与传播自然也不例外。本文试图以高校党史知识的教育与传播为个案,分析这一变化趋势下教育者的适应原则、路径。一、新媒体时代的知识传播特点新媒体,自20世纪末期进入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国家在宪法上所负有的保护义务,该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而不是"个人信息权"。将个人信息作为私权客体的权利保护模式,在规范逻辑、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局限;应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框架建构个人信息的权力保护模式。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国家不仅应履行尊重私人生活、避免干预个人安宁的消极义务,还应通过积极保护,支援个人对抗个人信息处理中尊严减损的风险。基于控制"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的需要,国家一方面应避免过度侵入个人信息领域;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以及侵害防止义务的体系化,营造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生态。     

男女平等是一种现实权利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在这个美丽的节Et里，我们向女性致敬，为姐妹们祝福!     

论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保护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弱势群体的问题逐渐暴露并日益引起政府和人民的关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不仅是基本人权的要求,更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和平衡社会利益的重要手段,只有对弱势群体提供足够的权利保护,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基于对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本文以弱势群体法律保护为选题,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面进行研究,以期对实现我国弱势群体权利全面的法律保护、促进我国社会的平稳转型有所裨益。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重要内容及价值考量

将于2021年6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著作权法修改决定,对我国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作了重大完善,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完善相关概念和制度,包括完善作品的定义和类型,明确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廓清广播权的内涵,修改合理使用的相关内容,增加职务表演制度等;二是强化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包括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法定赔偿额,加大对严重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等;三是解决权利人维权难题,包括增加作品登记制度,增加文书提交令制度,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完善诉前保护制度,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等;四是全面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包括延长摄影作品的保护期,完善残疾人合理使用的规则,增加表演者对其表演的出租权,增加录音制作者的广播和机械表演获酬权等。     

忠实履责 服务发展

2016年,宁夏检察机关将按照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和全区政法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忠实履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一、切实提高维护全区安全和社会稳定能力水平,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靓丽名片。坚决贯彻国家安全法和反恐怖主义法,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摆在检察工作的首位。严把控告申诉关口,坚持依法受理,依法办案,依法果     

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现实图景与完善路径——以侦查阶段为例的分析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程度,对有效地发挥律师的作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发展和完善司法制度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通过对S省的实证研究发现,侦查人员的执法理念和具体的执法过程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依然存在若干问题,影响了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和司法改革的进程。通过分析找出影响法律实施的立法因素和实践因素,提出改革的思路和方案是破解诉讼权利的保障难题的关键。     

《行政诉讼法》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之理论分析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制度并没有随着其被明确写入我国《行政诉讼法》而终止人们的争议。出庭应诉行为属于权利之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可自由处分属性;诉权平等原则要求对于行政主体出庭应诉权,法院应该是保护而不是限制;司法权监督行政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对行政权的监督要有边界,不能审查行政内部的日常自我管理行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干涉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仍面临诸多困境。不能以暂时的效果来评价制度的合理与否,不能将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之管理方式等同于凡事必须负责人亲躬。行政诉讼法对于诉讼参与双方的平衡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对诉讼地位以及举证规则的调整,而不是程序性的权利义务之不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