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社会化的边界界定理论探析

转型社会出现了诸多新的现象,行政权向社会转移无疑是其中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行政权向社会转移是否存有边界?这个问题似乎是处于一个不断被消解的过程当中。其边界该如何划定?无论在理论还是实务中,总是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在各国也呈现出不一样的面项,并且不时被现实突破和更新。边界界定中究竟应秉持何种立场?行政权在社会化后的责任又该如何承担?虽然公权力机关有职能具体履行上的选择自由,但为了避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受到不当侵害,国家必须在特定领域中伸出必要的"干预之手",以承担其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责任。无疑,对上述问题作出怎样的解答,是摆在每一个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本刊声明

<正>1.本刊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学风和严谨的学术道德规范,坚决反对任何剽窃、造假、一稿多投等不端行为。本刊编辑将严把审稿关,发现不良学术稿件,决不刊用。同时,本刊电子版全文已经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并为我刊开通"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辅助检查抄袭、一稿多投、不当署名、伪造、篡改等     

本刊声明

<正>1.本刊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学风和严谨的学术道德规范,坚决反对任何剽窃、造假、一稿多投等不端行为。本刊编辑将严把审稿关,发现不良学术稿件,决不刊用。同时,本刊电子版全文已经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并为我刊开通"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辅助检查抄袭、一稿多投、不当署名、伪造、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我刊所刊登的文章如被该系统发现上述问题,该文章将从中国知网网站上删除。凡向我刊投稿者将视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行为差异——从现象、特征和制度供给机制的维度分析

尽管中国政府极度重视组织原则和政令统一,但却无法完全规避基层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变通执行。从既往的研究来看并不是每个层级地方政府都是"共谋策划"的参与方,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尤盛。也说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行为"隔层"更容易发生于基层政府。文章所讨论的是这种"隔层"现象及其诱因。     

浅析当事人最不喜欢的语言和行为

律师几乎天天与当事人打交道,律师需要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律师需要了解、探讨、研究当事人最不喜欢的律师语言和行为,只有这样,律师才有可能处理好与当事人的关系。     

对“一把手”监督的思考

所谓"一把手"是指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居于首位的负责人。"一把手"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一把手"腐败,会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的危害,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风气。但对"一把手"实施有效监督也存在着一定困难。为促使"一把手"正确行使权力,就要不断加强廉政教育,也需要上级部门和职能部门实施有效的监督,建立并落实"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会议决策末位表态制度"等等,从多层次入手,使监督有效。     

从行政性放权到制度化分权: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改革趋势分析

30多年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性放权,作为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特定产物,其将会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中被否定。制度化分权替代行政性放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走向制度化分权的改革进程中,要注重建立宏观层面和微观主体的沟通机制,强化顶层设计在整个改革中的核心作用;赋予公众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将自下而上的监督同自上而下的监察相结合;建立独立的具有较高权威的中央地方权力分解、确认和裁判机构。     

论信仰方式与信仰心态的内外在逻辑关系

信仰方式和信仰心态实际上都是信仰主体对某一信仰的具体态度。信仰方式包括理论确认、情感体验和行为追求,信仰心态包括信仰认知、信仰情感和信仰意志。本文主要探讨了信仰方式和信仰心态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相互之间的外在逻辑关系。     

指导性案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司法探索

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提上日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但是,在立法修改之前,司法者需要面对有限的法律规定与社会中扩大受案范围需求之间的矛盾,指导性案例的出现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新思路。指导性案例5号和22号分别将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从而有效地规范了行政行为,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其特殊的价值和优势,例如,尊重立法者、在司法实践中获得实效、利用文义解释方法维护法治秩序,以及鼓励法官的创造性等等。当然,这种方式并非完美,我们需要对其缺陷保持必要的警惕。     

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的困境及其解决

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儿童的监管和抚养逐渐脱离原有的家庭照管模式,而虐待罪将犯罪主体局限于家庭成员的传统立法考量与我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断裂。由此,2014年全国人大法工委会同有关方面拟定公布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就虐待被监护、看护人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并对虐待罪第三款"告诉才处理"的方式进行了限缩,但此次修改并未针对保护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单独将虐童行为入罪。为践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要求缔约国对受虐待儿童进行特殊保护的规定,有必要在廓清我国刑法条文与现实对接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寻找一条与我国国情切实相符的规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