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拉兹的法律权威论

渊源论和法律权威理论是拉兹法律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者是其法律分析理论的基本立场 ,而后者则是他研究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结合点。他提出了服务性权威观 ,认为权威的作用应该在于为被统治者服务 ,法律的权威作用则在于仲裁与媒介。最后 ,本文分析了拉兹法律权威论的政治伦理与道德价值背景。     

试论邓小平对政治合法性的维护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维护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从权威的司法到司法的权威——论司法权威之宪政化意义

司法如果成为一种权威,它不仅能够对社会进行很好的调控,而且在宪政领域内,它也能起到防止权力滥用、制约权力有限度的行使的作用,也就是在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司法权威具有宪政化的意义。所谓宪政化,指的是司法权威通过其特有的功能,在承认民主、法治、人权的基础上,用司法上独有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形式,以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解决公共权力异化的问题,从而真正维护宪法的价值观,保障公民权利,以期形成一种法治的政治秩序。司法权威的宪政化意义最核心的要点就是,通过司法权威所带来的制度化途径,将政治领域的政治问题转化成法律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探析

在政治文化这一政治学概念框架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分析、研究 ,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的视角 ,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权威主义和等级制 ,道德和人格主义 ,均平、中庸观念和明哲保身意识的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个与地域型、依附型、封闭型和目的型政治文化相对应的政治传承系统 ,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和政治运行带来影响。     

论宪政意识及宪法权威的树立

制定宪法并使之成为一国法律体系的核心,是指导各国法制建设的共同理念。但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必须依宪法治国,提高宪政意识和树立宪法权威。而要提高宪政意识及树立宪法权威,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或书面,应当切实建立必要的相关制度。     

新时期构建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理性思考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和重要的命题。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党建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拓展了党的执政基础,回应了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挑战。     

《中苏文化交流史（1937——1949）》在俄罗斯获得好评

俄罗斯的权威学术刊物《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а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2 0 0 5年第 1期登载了一篇关于李随安的著作《中苏文化交流史 (1 937— 1 949)》的书评。这篇书评详细介绍了《中苏文化交流史 (1 937—1 949)》的内容 ,认为它“填补了一项明显的空白”。书评的作者是知名的中国学家阿·热拉霍夫采夫(А Желоховцев) ,他在书评的结尾处写道 :“李随安的这本书以文献为依据向我们系统地展示了很少得到研究的战时苏中两国文化关系的珍贵资料 ,为此向作者致以谢意 !”李随安是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 ,他的著作《…     

执政成本的合法性研究

党的十六届中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就是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依法治国成为我党治国的基本方略。执政成本的支出，是执政党在治理国家中花费的各种资源。这种支出属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共支出，执政党关于执政成本支出的决策与实施，属于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对社会经济生活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