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性"的法理分析

安乐死“合法性”研究应是“合法化”研究的前导。否则后者很可能陷入盲目。从逻辑上说,“安乐死合法性”具有三种可能内涵:安乐死不违法;依法律施行安乐死;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分析表明,第一种和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尚不能被现代法权系统承认。各国安乐死立法主要体现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第一种安乐死合法性容易被遗忘和忽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目前遭到了广泛的误解;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则是误解的产物并且超出了法律的维度。     

党的先进性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是建设并不断实现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从弱变强,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并赢得中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和支持,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想实现长期执政,并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必须通过以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党的全面建设,持续不断地实现党在新的执政条件下的先进性。     

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及合法性资源的思考

随着社会形式和结构形式的多样化、民主政治的推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前进和国际间的交流,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建设,成为党在新时期建设的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本文从执政党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分析以及合法性资源营建方面进行论述。     

从主权民主看普京政权政治模式的新发展

俄历史上国家政治体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制。苏联解体后，俄政治体制开始由极权主义向权威主义转变。普京执政后，特别致力于加强国家权威主义，同时，在权威主义政治基础上重视发展民主政治。普京政权新近提出的“主权民主”观是其政治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促进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

人大监督是层次最高、最具权威性的监督。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开的监督，其开放性、群众参与性和时效性是最强的。如何巧妙地集二者的优势和力量于一体，实现人大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增强人大监督的透明度和力度，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长沙：力促执行彰显制度权威

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湖南省长沙市想在前头，做在前头，以坚定的决心、有力的举措，扎实的工作整纲肃纪，确保制度执行，彰显了制度权威，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对此批示：“制度建设对反腐倡廉至关重要，而制度建设贵在落实，长沙市的做法具有借鉴意义，究竟长沙市在提高制度执行力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本刊记者赴长沙进行了采访。     

论党章意识及其现实意义

党章意识是党员关于党章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称。从结构层面考察,党章意识首先体现为党员对党章的认知;其次体现为党员在掌握党章内容基础上对党章的认同;再次体现为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遵守党章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正确的党章意识是确立党章权威的先决条件,是抵制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思想的锐利武器,是保持党的战斗力,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的精神力量。为此,必须探索党员干部党章意识养成的有效途径。     

对症下药攻克“执行难”

登封市人民法院以“执行难”为突破口，多策并举，克难攻坚，两年多时间执结案件5698件，使执行存案由原来的3047件下降至日前的255件，有效缓解了“执行难”问题，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论社会转型期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基础,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面对社会转型给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带来的影响,我们党应创新意识形态、加快经济发展和推进法制建设,不断巩固和拓展党执政的理念基础、绩效基础和法理基础。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的理性化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邓小平为实现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主要采取了三项大的举措:重新评价并正确认识领袖;重申集体领导这一领导原则的权威,在宣传上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市场化、民主化进程。通过这些举措,邓小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权威从传统型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