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族复活与法律权威的建构

现阶段农村家族复活表现为家族观念的强化、家族组织的重建、家族活动趋于政治化以及乡镇企业家族化的倾向。导致家族复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薄弱的法制建设和农民对法律的肤浅认知所导致的法律权威的弱化。因此,应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等方面树立法律在农村的权威,以法制促民主,最终使农村家族得以消亡。     

简论俄罗斯社会转型路径选择的两个取向

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以后，俄罗斯社会转型在路径选择上表现出两个分明的取向：一是从市场浪漫主义转向国家权威主义；二是全面转向中间主义的社会发展路线。这两个取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良性循环，有力地推动着俄罗斯社会转型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市民社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政党、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分离已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趋向。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组织在我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市民社会组织与执政党的执政既有相协调的一面,也有相冲突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必须处理好与市民社会组织的关系,使市民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加强执政合法性。     

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既是政治生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急需完善的现实问题。它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政治行为的本质要求,是政治文明的合理内核,是政治发展的根本保证。合法性有着丰富的内部层次性。本文从合法性的界定入手,以政治权力及其主体的功能为主线,对合法性范畴进行界定,进一步探讨合法性的基础和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危机与实现合法性的途径。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共和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对政党及其组阁而成的政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维系美国共和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石.共和党在美国政坛的得势,与其在国内、国际两大政治舞台上利用新保守主义积极争取国内及国际的支持密切相关.     

区分两种合法性 提高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能力

我国先后提出了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的范畴,引发了执政的合法性、行政的合法性之思考。执政的合法性与行政的合法性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与外延的概念,但彼此之间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同。对之进行分析比较,对于深入地理解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提高相应的执政和行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路径与模式:制度合法性展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形成

通过对“政企分开”、“剥离企业办社会”、“政社分开”和“社会事业单位改革”的“事件——过程”分析,用“合法性机制”理论剖析制度创新的成因,可以看出这些“连续不断的事件”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个逻辑展开在分离的主导力量、强度和分离的领域上不同于西方的逻辑运作,由此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四种形成模式——“行政举办模式”、“脱壳衍生模式”、“草根内生模式”和“外化移植模式”,这几种模式生成是制度化合法性机制由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效益的反向作用向正向作用发展的结果。     

悬赏 作证是否可取

所谓悬赏作证，简言之就是利用某种报酬奖赏，要求别人作有利于自己的证词。尽管悬赏形式各异但目的无非有二：其一，悬赏别人作虚假的有利于己的证词，也即对方并不知实情，但在报酬的诱惑下作了对方捏造的，有利于对方的证词。其二，悬赏别人如实陈述其所知，也即对方知有利于己的实情，但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披露，而想通过悬赏让他陈述出来。就第一种情况，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其合法性与否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毒品犯罪侦查新视野--预备贩毒案件侦查再探

对预备贩毒案件实施侦查的实质其实就是“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这一措施的确立是面对毒品的泛滥和侦查毒品犯罪的需要,在我国侦查史上史无前例,这一侦查措施的出台在当时的背景下,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     

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权威现象分析

我国村民自治这项法律制度,在当前实践中与权威现象有着不解之缘。本文试图从现象入手,分析权威现象产生的原因、特点与意义,以图在实践中理性地利用好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