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设计与政治证明--政治合法性证明的两种理论方式

政治设计与政治证明是西方政治哲学对政治合法性证明的两种理论方式.古典政治哲学以政治设计为主,现代政治哲学以政治证明为主.政治设计表达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是对政治合法性的间接性证明;政治证明表达对政治理念的确认,是对政治合法性的直接证明.政治设计以道德哲学为基础,实质是目的论证明;政治证明以契约论为代表,实质是程序证明.两种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显隐交互运用,把政治证明作为政治哲学的本质凸显为时代特征.     

是法律信仰还是法律权威

张永和在《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上著文《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指出，最近几年，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的格言在我国法学界得到广泛传播。法学界基本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只有通过公民产生“法律信仰”，法律才能得到应有的倚重和遵守。这个命题在西方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在中国却根本不能提倡．     

《举报人命运》之权威访谈 给举报人撑起明朗的天——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厅举报处处长何延安

就在记者从湖南采访归来之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维护举报人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研讨会”并邀请记者参加。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述评及现实思考

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次明晰地阐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发展。“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向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哈氏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司法实践中的普通法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法律至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司法审查,“高级法”观念,法官的权威和适当的法律方法。正是这几个方面保证了法律至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实现。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价值的崭新定位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价值定位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从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度对发展价值做出的科学定位。这无论从物质基础、文化基础,还是从群众基础来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建国初期党的合法性基础与民主党派

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建国初期党在对民主党派的政策与实践活动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有效整合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获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利益认同,拓展了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巩固了执政基础。     

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 ,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 ,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

本文探讨了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几个最迫切的问题,要树立法律的权威,确立法律至上的原则和观念、树立司法权威,转变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方式,由各级党委副书记兼任地方各级法院院长。     

略论中国入世与合法性审查原则的重构

中国入世将对现行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该原则重新予以审视,并在结合WTO规则对司法审查要求的基础上,对其予以补充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