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权威与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必须树立法律权威,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都是不容置疑的命题。本文重点论述了树立法律权威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树立法律权威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等问题。可以说,新时期,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维护和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使党真正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就需要坚持党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的领导,但这种领导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下的领导。共产党要善于通过法律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这样做,既有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减少党的主张的差错或失误,更可以获得人民的拥护,也就更有利于贯彻和执行党的主张,最终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     

党内制度权威刍议

党内制度反映了党员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当前,要切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水平,必须着力增强党内制度的权威,提高党内制度的执行力。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推进党内制度的系统化、程序化,还要探索建立健全一系列学习、宣传党内制度并保障其实施的体制机制。     

从确保制度落实入手着力增强党委班子的原则性

增强党委班子的原则性是个老问题、难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普遍性问题。新形势下，增强党委班子的原则性，既要把贯彻落实政策规定是否坚决作为评判的重要尺度．更要着力在强化法规观念、加强制度规范、抓好制度落实、维护制度权威上下工夫、见成效。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党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合法性的时代诉求。以合法性的视角看待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必要对执政方式与执政合法性关系进行分析,以及对传统执政方式合法性进行分析,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党在新时期执政方式的创新和发展。     

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增强政治合法性

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增强党的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执政党正确认识、理性应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及其可能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与程序主义法律范式

在多元主义条件下,程序主义法律范式成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最佳选择。我们应该增强立法的过程性、公开性、参与性和交涉性,形成话语共识,推进民主立法。我们应该在行政性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纳入对话与论辩、沟通与协商、调解与和解的因子,寻找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适当比例。我们应该在司法审判领域进一步注重程序正当、民主参与、平等对话、理性论辩等原则,寓合理的可接受性于法律论证之中。     

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党的政治纪律关系到党支部的命运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要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要求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纪律观念,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     

合法性视野中的政治文明

人类政冶文明的发展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的排列顺序 ,当今世界的现代政治文明由晚期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共同构成 ,与晚期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相比 ,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广泛性、适应性和先进性。这种政治文明主宰着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向 ,并随时准备调适自身的发展 ,从而向更高一级政治文明平台跃迁。因此 ,不断发展与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够从根本上满足社会民众对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诉求     

在我国加入WTO背景下行政处罚问题的规范与应对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不仅对国内经济活动领域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全球化的法律规范如何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相接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本文就与WTO有紧密联系的依法行政中的关于规范行政处罚的问题,作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