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

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即是庭前证供作为一种证据(主要是控方证据)被法庭所接受的资格。庭前证人证言和被指控人的陈述作为证据的一个种类,是具有被法庭采纳的可能性的,并不因为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如传闻法则)而排除在法庭之外。然而对于某个具体案件而言,其进入法庭以后,最终得以作为控方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或者证明被指控人无罪、罪轻的证据被法庭所采纳,就需要具有相应的证据能力。本文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庭前证供作为一般证据的证据能力的角度所应具备的自身属性;二是从证据能力规则角度对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加以界定。     

论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制度方法的改革与完善

人民法院司法统计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这种部门负责的垂直体制和工作机制从司法统计专业化特点出发,有利于司法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有利于统计参与司法审判工作管理。但由于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的主导地位和司法统计工作的隶属性、辅助性、服务性角色,导致司法统计工作改革长期滞后于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司法统计工作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呈现出许多困难和矛盾,影响司法统计工作的发展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必须转变观念,以司法审判管理和信息咨询为进路作全面的改革和再造。     

我省精神卫生行业权威医疗机构——海南省安宁医院

海南省安宁医院（省精神卫生中心）是省卫生厅直属三缎精神病专科医院，担负着全省精神疾病防治、康复、科研、教学和戒毒技术指导、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劳动能力鉴定、精神残疾鉴定等工作，是我省精神卫生行业的权威性专业医疗、鉴定机构。     

论证明对象与警察出庭

刑事审判的中心问题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庭审证明的对象往往集中在“七何”上,却忽视了对警察侦查行为合法性的证明。而警察的侦查行为是否遵循法定程序有时对认定嫌疑人是否犯罪以及罪行严重与否存在重大关系。因此笔者主张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纳入证明范畴并由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通过交叉询问来证明。     

对毛泽东政治权威的思考与启示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而作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吸收中西方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毛泽东政治权威这一敏感且重要的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因此获得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这对于帮助人们深入了解毛泽东,进而树立领导者权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纳百家智慧 处理论前沿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权威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资深专家亲自把关、逐一审稿。热点难点深入剖析．名家见解重新整合，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远程审理的适用空间之展望

远程审理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及诉讼法原则,具有合法性基础。远程审理的灵活性可能减损庭审的形式威信,并影响案件审理的实质公正。远程审理应作为传统审理方式的补充而非替代,并从远程审理的定位、启动程序、适用范围、远程作证、证据规则的适用、与传统庭审方式的衔接、配套保障机制的建设等方面加以规范。未来,远程审理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别拿自己太当干部

用亲属的名义开立私营公司,从国有企业中转移资产;无偿使用国企的品牌;在采购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收受回扣。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国有企业管理层侵吞资产和腐败的行为。如果在改制时,再辅以“管理层收购”,那相当于让这些管理层从非法的“偷”直接转为合法的“偷”。在重庆这家企业的个案中,还动用当地的公安力量来处理企业内部的争议,更是强化了这种行为的表面合法性。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主推的一个概念,许多研究表明,积极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因此,如果我国企业家形成了一种从国企运营和国企改制中“偷”的习气,那损失的就不仅是各种有形资产了。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和谐政治：孕育一种新政治合法性模式

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项简单的时代性任务,而是一项巩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和谐社会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升到政治发展的战略性规划。后发型国家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合法性威胁,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他们寻求合法性的模式出现了偏差。从解释性合法性、绩效性合法性向和谐性合法性转变是后发型国家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