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威的本质探析

警察权威的本质包括五方面的内涵,即警察权威表现为一种警察命令与公众服从之间的关系,而在两者之间,公众的服从是重点,其决定了警察权威的存在;警察权威的来源必须是合法性的或曰符合客观规律的,虽然对所谓的合法性和规律性的认知有一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不能成为警察权威也可以来源于非法的或违反客观规律的理由;警察权威是一种公众被强制或自愿下的克服了抵抗的服从;警察权威是警察权力的实施效果之一,但绝不是警察权力本身,警察权威与警察权力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公众服从警察权威是源于人们对于秩序的需要而让渡个人自由,警察权威的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秩序下的个人自由。     

欢迎投稿北大核心

《现代国际关系》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综合性学术月刊,也是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现代国际关系》主要刊登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国际战略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及重大热点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栏目包括特稿、研究报告、国际政治与安全、世界经济、大国关系、中国外交、外论选登、动态研究、理论探索、学术动态、会议信息等。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踊跃投稿。     

论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框架

在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上,当前我国学界与实务界存在“依据与不抵触”和“合法性要件”两种主要框架,但这两种框架未能回应实践中规范性文件的复杂性,且与规范性文件的实际功能之间存在错位,导致审查标准僵化,不能适应司法审查的需要。为此,有必要引入审查强度视角,形成更加全面的审查框架。对此可区分为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来源与权力行使两项合法要素,法院在这两项要素上分别存在强弱不等的审查强度,进而形成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四种基本态度:“强权力来源+强权力行使”“强权力来源+弱权力行使”“弱权力来源+强权力行使”“弱权力来源+弱权力行使”。法院在这四种态度中具有不同的关注重点,并会对规范性文件提出不同的合法性要求,可将其分别适用于不同情形下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活动。     

重大危机中如何激活社会组织的力量

近年来,以郭美美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丑闻"激起了公众对红十字会广泛的社会问责,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信任危机再一次被激发。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中来考察,红十会机构改革、重塑组织形象的根本议题在于理顺政府部门与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结构,改变官方合法性与民间合法性约束效力严重不对等格局。调适两种合法之间的张力是释放和激活此类社会组织活力的关键,这其中政府机构赋权与放权并重是根本。     

疫情防控中妨害公务罪的法教义学解析

为了个人自由而抗拒防疫管控,是对国家公务活动正常秩序的公然侵犯,具有法益侵害性。对于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威胁",应结合其侵害法益、实务经验予以合理界定。参与疫情管控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否作为妨害公务罪之对象,需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紧扣从事疫情防控职权之公务性质深入分析。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不当防疫措施的,因防疫执法之合法性丧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行为人对防疫执法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属于对构成要件的事实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根本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这次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最可宝贵的经验。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     

把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从根本上说要靠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发挥企业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强军工、保增长、调结构、抓管理,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中央政策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之博弈 ——以近十多年来的中国房地产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是否有效,在于政策参与者的关系是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在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中,政策决策者与政策执行者表现出非劝说型博弈类型(亦为盟主游戏)。这是一种权力不对称的博弈,合作往往是基于实力不对称的强制下的合作。由于强制是与个体选择的价值和意愿相违背的,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悖论,整体与局部利益的冲突,从而导致了政策困境。要想打破困境,实现整体利益的最优供给,需要强化中央的权威和信誉,中央为地方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健全政策执行的有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