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视角下的国民政府合法性危机及其应对

灾荒与政治紧密相关。良性政治生态往往会灾而不荒,而恶性政治生态则会天灾人祸、逢灾必荒。民国时期天灾不断,固然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地和民国政局、政观、政策、政力有关。国民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挤占了防灾和水利建设经费,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社会自救能力。政府尽管具有了初步"为民"的人本理念,但在实践中却又倾向于"防民甚于防灾"的维稳思路。1931年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际,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救灾不忘内战的政策。尤其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见诸报端之后,国民政府在救灾和宣传两方面均陷入被动,暴露了其对灾荒与政治合法性关系的误读和应对上的失策。     

论社会管理体制中的党委领导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部署了社会体制改革的四个"加快形成",也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出了系统阐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治理创新又进一步作出了新的部署。新时期,在社会管理体制下如何科学理解党委领导的实质内涵和正确处理党委领导与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等之间的关系,事关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和社会体制的     

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关系及其调适

现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实践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由此也引发了学术上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之间是既相统一又相冲突的关系,因而应当确立一种"动态统一"观来认识和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及时有效的调适。     

诱惑侦查研究

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从法律原则角度看,“机会提供型”基本上是合法合理的,而“犯意诱发型”则可能引起诸多违法后果,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很有必要从学理上对诱惑侦查进行透析,通过法律的规制,明确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建立健全诱惑侦查程序控制和监督机制,落实对违法侦查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逐步把我国的诱惑侦查纳入法律的运行轨道。     

论政治制度文明的评价标准

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离不开对政治制度正当合理与否的评价。若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角度看,政治制度文明的评价标准应是秩序、权威、正义,三者交叉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评价系统。它既为检验政治制度是否文明提供了新的标准,又为政治制度文明的实践提供了思路。     

警察权威的本质探析

警察权威的本质包括五方面的内涵,即警察权威表现为一种警察命令与公众服从之间的关系,而在两者之间,公众的服从是重点,其决定了警察权威的存在;警察权威的来源必须是合法性的或曰符合客观规律的,虽然对所谓的合法性和规律性的认知有一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不能成为警察权威也可以来源于非法的或违反客观规律的理由;警察权威是一种公众被强制或自愿下的克服了抵抗的服从;警察权威是警察权力的实施效果之一,但绝不是警察权力本身,警察权威与警察权力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公众服从警察权威是源于人们对于秩序的需要而让渡个人自由,警察权威的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秩序下的个人自由。     

欢迎投稿北大核心

《现代国际关系》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综合性学术月刊,也是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现代国际关系》主要刊登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国际战略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及重大热点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栏目包括特稿、研究报告、国际政治与安全、世界经济、大国关系、中国外交、外论选登、动态研究、理论探索、学术动态、会议信息等。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踊跃投稿。     

论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框架

在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上,当前我国学界与实务界存在“依据与不抵触”和“合法性要件”两种主要框架,但这两种框架未能回应实践中规范性文件的复杂性,且与规范性文件的实际功能之间存在错位,导致审查标准僵化,不能适应司法审查的需要。为此,有必要引入审查强度视角,形成更加全面的审查框架。对此可区分为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来源与权力行使两项合法要素,法院在这两项要素上分别存在强弱不等的审查强度,进而形成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四种基本态度:“强权力来源+强权力行使”“强权力来源+弱权力行使”“弱权力来源+强权力行使”“弱权力来源+弱权力行使”。法院在这四种态度中具有不同的关注重点,并会对规范性文件提出不同的合法性要求,可将其分别适用于不同情形下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活动。     

重大危机中如何激活社会组织的力量

近年来,以郭美美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丑闻"激起了公众对红十字会广泛的社会问责,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信任危机再一次被激发。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中来考察,红十会机构改革、重塑组织形象的根本议题在于理顺政府部门与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结构,改变官方合法性与民间合法性约束效力严重不对等格局。调适两种合法之间的张力是释放和激活此类社会组织活力的关键,这其中政府机构赋权与放权并重是根本。     

疫情防控中妨害公务罪的法教义学解析

为了个人自由而抗拒防疫管控,是对国家公务活动正常秩序的公然侵犯,具有法益侵害性。对于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威胁",应结合其侵害法益、实务经验予以合理界定。参与疫情管控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否作为妨害公务罪之对象,需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紧扣从事疫情防控职权之公务性质深入分析。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不当防疫措施的,因防疫执法之合法性丧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行为人对防疫执法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属于对构成要件的事实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