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罚款的确定标准:寻求一种新的思路

行政罚款是遏止违法违规行为及其危害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但目前在我国 ,行政罚款基本上处于一种“无章可循”的状态。本文对该领域存在的各种主要偏差进行了检讨 ,参考美国侵权法中的汉德公式提出了一种处理行政罚款的新思路 ,以使行政罚款在我国更加合理有效、更充分地实现它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虽然该公式尚未被系统地应用于美国侵权法之外的其他领域 (因此 ,本文提出的在行政罚款方面应用该公式的思路无论在美国法还是中国法领域都是一种新的尝试 ) ,但它可以被用来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 ,为我们更合理地管制有关生产和社会活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理论指导     

过错责任背后的经济学问题——对列车晚点赔偿纠纷案的分析

铁路部门对列车晚点这一违约行为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而非传统的严格责任能够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增加社会收益,进而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汉德过失公式为我们构建合理的列车晚点赔偿制度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可以使列车晚点给旅客所造成的损害得到合理、理性的防治。这样的制度安排符合效率要求,但它并不违背公平,因为受益者不仅是铁路部门,乘客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也能从过错责任体制下获益,同时铁路部门也从中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度的预防成本的追加,实现了铁路部门与乘客的双赢。只要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就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意义上实现了公平。     

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力构成要素评析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 ,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加快发展的激烈竞争 ,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力的大小 ,与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因此 ,研究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设定相关评价指标 ,对于提高执政水平 ,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 ,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重要意义。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判断标准——以于欢刺死辱母者案为例

于欢案一审判决错在法律定性之上,而非因脱离国情民意与人伦常理。防卫过当与否主要在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须以客观事实及所反映的行为人主观态度(防卫意图)相结合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裁断。司法者应在法益权衡与责任分配中,富于智慧地协调价值冲突。于欢的防卫行为并无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新的份额公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的关键

IMF的份额分配反映了强烈的历史继承性,损害着IMF在全球治理中的合法性。只有尽快完成修改份额公式的工作,以反映世界经济和成员国相对实力的快速变化,才能为IMF的治理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回顾了布雷顿森林公式及其修正式的含义和弊端,分析了QFRG的政策建议,并说明了IMF正在进行的关于份额公式改革讨论的范围和复杂性,指出走向新的份额公式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是:1.如何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整体份额?2.是否应当将开放度纳入到份额公式中?此外,在新份额公式的实施过程中,基金组织份额总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将是难以避免的。     

从社会主义的三个“公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婚爱持久幸福的公式

假设有“婚爱持久幸福的公式”．你会遵循吗？当然会。谁不愿意有持久不变的爱的感觉呢？美国学者凯瑟琳·约翰逊调查研究后列出了“婚爱持久方程式”。凯瑟琳说：我喜欢在各种婚礼舞会上。看一对对翩翩起舞的中老年夫妇，那绝对是相互信任和激情——为什么他们的婚姻这么幸福．生活得这么理想。他们的秘密是什么？ 凯瑟琳会见了100对这样的夫妇．他们结婚时间最短的是7年．最长的是55年，下面就是这些夫妇持久爱情所具有的共同公式。     

教授不是教授

多年前好像有个“贪污文件”一说，意思是，上面有些惠民的文件精神，中央不一定可以传达到省，省里不一定传达到市，市里不一定传达到县，县里更难以传达到乡镇，乡镇尤其人不了村上不了户。因为，大凡许多政策若是惠了民，常常是会有损官家的。比如现在要取消工商管理费，对老百姓是大大的好，但对工商部门却是大大的不好，利益权衡之下，若有可能，谁不想把这文件贪污，隐忍不发呢？这就叫做贪污文件。     

论美国侵权法上的通常谨慎

通常谨慎是美国侵权法中判断被告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的重要标准,但这一标准适用的主观性很强。本文试图通过经济分析的手段,总结出适用通常谨慎标准应当考虑的三个要件,即预防成本,发生概率以及损失。通过分析美国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如何适用这三个标准,本文希望对中国侵权法的立法以及解释提供有益的借鉴。     

委托代理理论下高管薪酬研究的新进展

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为了良好地控制代理人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将代理人的收入与其产出联系起来,并且当外界环境风险增大时,应该减小激励强度并采用相对绩效评估.这些结论被认为是现代股份制公司中高管人员薪酬设计的核心思想,然而大量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些关系的存在.许多西方学者围绕这一悖论进行了探索,深刻剖析了股东和公司高管人员之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揭示出凝聚在高管薪酬上的众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