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的目的解释与形式——以暗示说理论的论争及其修正为中心

暗示说理论论争的焦点问题是,当遗嘱人的真意在遗嘱中找不到暗示时,能否按照遗嘱人的真意对遗嘱作出相应的解释。该论争的实质是遗嘱的形式目的能否实现,形式目的所指向的各种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在特殊的个案中,当遗嘱人真意在遗嘱文义中不存在暗示时,可以考虑从遗嘱文本的目的出发,在不超出遗嘱处分的范围内,将遗嘱文义按照遗嘱人的真意作出相应的解释。     

柏拉图论正义何以可能——《理想国》中"厄洛斯的神话"解析

哲学家们通常偏重于从正义概念辨析的角度理解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哲学思想,而对柏拉图借助"厄洛斯的神话"隐微表达的正义可能性思想缺乏深入的认识。本文在解析该神话三个核心意象——灵魂不朽、大法官及命运之阄——的哲学寓意基础上,初步阐明了柏拉图对"正义何以可能"问题的哲学解释,并简要探讨了这个解释对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追寻正义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论中国“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兼评德国理论新进展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是我国民事诉讼的理论共识.这一共识据称正受到“现代”挑战.具体举证责任论不仅不是背离,而且是证明责任论在我国语境下的必要补充.只有坚持证明责任对应法律问题和具体举证责任对应事实问题的二元结构才可能实现正确分配诉讼风险前提下对“证明难”和恣意事实认定的克服.罗森贝克及其学说的继承者并未止步于文义解释和句式结构,而是有机融入了其他法律解释方法.德国实质性解释的新进展主要针对权利妨碍规范,且是在立法论而非解释论语境下展开的.罗氏证明责任论在德国的修正表现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从法不适用到否定性基本规则、权利妨碍规范的实体法视角到诉讼法视角以及立法论层面评价分层体系的建构.在我国现阶段或可部分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实现分配漏洞的填补,但应特别强调其前提条件和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应肩负起更多的说服责任.     

论合同变动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合同法》第2条界定了合同的概念,规定了该法的适用范围,但对于该条规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不同解释,而不同解释直接影响到《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文章首先从解释方法的选择和适用入手,认为应当坚持文义解释优先。基于这种解释,《合同法》第2条所规定的合同变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关系,除债权关系外,还包括物权关系和身份关系。如果解释《合同法》第2条采广义合同说,民法典总则就应当规定合同的一般规则。     

原旨主义、活的宪法与复杂状态下的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应该遵循原初意义还是回应时代需要,是原旨主义和“活的宪法”之争的焦点所在。在对宪法裁判进行批判与维护的过程中,原意解释方法和非原意解释方法都开始走向基础主义。两种解释方法执着于单一的理念,既无法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也未能对解释实践进行全面的描述。宪法解释是一个相当复杂、语境多元的过程,在不同复杂状况下,法官拥有不同程度的解释裁量权。有鉴于此,任何将宪法解释化约为单一解释哲学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     

《物权法》留置权规则的解释适用与立法反思

《物权法》大幅修改了《担保法》的留置权规则,但司法实践逐渐显现问题。在起草担保物权司法解释时,应有的放矢地回应司法需求,在编纂民法典时,应彻底纠正错误。其武断扩大留置权适用范围,仅基于债权人占有标的物即赋予优先受偿权,对其他债权人显失公正,未来应通过债法总则之规定扩大抗辩权适用范围,缩限留置权适用范围。其就留置权构成要件,颠倒使用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就债权人占有债务人财产,本应消极排除不法占有,却积极要求合法占有,不当限制制度适用;就商事留置权之牵连性,本应宽松要求基于经营行为占有财产,却消极排除牵连性,导致制度滥用。留置权实践偏离立法预期目标,亦凸显立法条文表达科学化理论研究与立法技术之不足。     

论条约演化解释对国家同意原则的冲击

条约的演化解释会引起条约语义变化,导致条约权利和义务的变动,对传统的国家同意原则造成冲击。具体表现在,对缔约时的原初意图进行演化解释,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要素掩盖演化解释中的语义变动,非缔约国要素对嗣后行为逐渐产生影响。演化解释冲击国家同意原则,其内在机理包括心理因素、实践因素和机制因素。演化解释一定程度上可推进条约体系的自动更新,符合国际秩序自动微调的现实需要,逐渐发展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通则中,时间要素被强化的一项细化解释方法,但也可能冲击甚至突破国家同意原则。中国需要及时把握条约演化解释的发展规律和深远影响并及时作出因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