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的困境：解析美台安全合作的一个维度

在法理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美台之间又存在事实上的非对称性安全合作关系.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来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下,这种合作有可能陷入某种形式的社会困境,进而使绿色阵营的愿望落空.但是,美国仍然会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通过其他风险较小的手段干预台海冲突.     

集体合同制度覆盖计划今年将在全国启动

2007年3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就工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如何牢固树立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进一步做好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     

用马克思主义构建我国律师制度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都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而指导律师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我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我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律师的主要论述,对我国律师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做一些分析.我相信,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夯实我国律师制度的理论基础。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认清律师的本质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所谓性质是指某一事物本身具有与他事物不同的特征。而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本质是事物内存的、相对稳定的方面,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在诠释律师性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和厘定律师的本质。历史上,关于律师的本质并没有人专门讨论过,但是,关于人的本质一直是哲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占有很大篇幅。马     

拓宽领域 丰富内容——精神文明建设如何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创新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应从以下几方面抓起。把握方向发挥作用1.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的引导作用。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倡导、培育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观念。坚持正面宣传,团结鼓劲,加强对新闻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及其法律化取向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是面临着新格局中的全面改革,本文立足于这一视角,探讨了这一改革的过程及其应有的法律化取向。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六大理论创新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时代和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我们党促进社会和谐的实践经验,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是党的战略任务、科学理论、伟大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经过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引起了美国右冀势力的激烈反对和攻击，有些国会议员甚至指责卡特总统的行动违背宪法、背叛盟友，影响美国的历史传统和外交道义精神。这就使得1979年1月15日召开的第96届美国国会的头一天。显得特别热闹。参议院中，议员们一下子提出了6项议案，以后几天又提出了6项议案，目的都是要打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约束，确保美国与台湾所谓“外交”和军事关系的“连续性”。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当代中国社会系统的解构及重构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由众多要素或次级系统构成。经济、政治、文化要素是社会系统中的三大核心要素。这三大要素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正发生着剧烈的变迁,并导致了社会系统的解构。通过分析社会系统解构的原因,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分化力量、整合力量和传统国家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是造成社会系统解构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构现代和谐社会的思想,并站在中国现代化继续发展的角度对和谐社会作了全新的解释。     

略论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危机面前,我们必须抓住形式创新、环境营造和队伍建设三大重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掌握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     

树立落实工会维权观须强化“五大理念”

围绕“深化厂务公开加强预防腐败工作”进行调研后建议：一是要把深化厂务公开预防腐败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落实党内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查自纠等项生活制度与落实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向职代会诺廉述廉、开展职工民主评议活动等制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基层领导人员，尤其是“一把手”的思想作风、学习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始终置于职工群众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