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与制度创新:多元制度互动下的大湾区改革

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制度差异如何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学界对此仍关注不足。论文基于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了"制度差异-张力-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以深圳前海自贸区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改革为案例,分析了制度差异推动改革创新的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的制度逻辑形塑行动主体的认知与行为,因此多元制度在互动中能够产生张力,进而激发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促使其反思、设计新的制度、采取改革行动,最终促成制度创新。中国内地与港澳的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得以多元共存,制度差异在粤港澳密切互动中产生的张力是大湾区改革的创新源泉,使大湾区在国家改革与发展大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创新的多维分析与回顾

地方政府创新的内涵式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的应然要求"。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设置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地方政府创新,但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存在不可持续的隐忧。文章以具有代表性的"优胜奖"获奖项目为窗口对地方政府创新进行透视,认为治理变革而非政治变革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源泉;政府职能的市场化、行为的法制化、决策的民主化、权利的多中心化是创新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表现出普遍的公共性、全局性、政治性特点,但是非制度化特点十分突出;由于受结构性因素以及非结构性因素综合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解读中西方礼貌准则和策略

解读中西方不同礼貌准则和策略,可以发现其实就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了解中西方礼貌准则,有助于中西方成功地进行文化交流,更有利于世界的和谐发展。     

绑架问题与日朝关系

最近几年,由于日本和朝鲜在绑架日本人问题上严重对立,使得原本紧张的两国关系更是雪上加霜。日朝两国在绑架问题上坚持各自立场,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双方在政治、安全和战略利益方面的巨大差异。日本方面热炒绑架问题,可谓是一石两鸟。日本以防范"来自朝鲜的威胁"为由,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和增加军事实力,使军事能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和作用不断提升。同时,绑架问题还是日方手中最为重要的筹码,在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可以与朝方抗衡,甚至可以对冲朝方提出的"清算殖民统治的历史,进行赔偿"的要求,争取谈判主导权。     

公墓核算可采用权责发生制

《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第十六条规定：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核算,但经营性收支业务核算可采用权责发生制。笔者认为,公墓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有其必要性：一是公墓业务属经营性质,购地,造墓、卖墓、维护具有明显的经营性特征;二是收付实现制在经营性单位不能在会计年度准确、及时反映经营成果.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素质状况差异性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素质状况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性,尤其不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专业职称、教龄,以及不同类别院校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方面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为增强提高教师素质措施的针对性,有必要对教师素质状况的差异进行深入的具体分析。     

省际高等教育生均支出的面板回归分析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是衡量教育资源充沛与否的重要指标。根据1999年到2008年相关数据分析,多数省份普通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下降;省际生均支出水平两极分化现象凸显;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省域社会产业结构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支出水平影响最大,政府财政能力其次。因此,各省应针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本省高等教育基础,制订和完善生均教育经费保障体系。     

绿色GDP核算及其存在的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能源与资源浪费严重,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对全国十省市试行了绿色GDP核算,这对于全面科学地评价经济发展水平,改变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具有极大的意义。应在国民核算体系及绿色GDP核算概念解析的基础上,积极探讨当前我国实行绿色GDP存在的问题。     

论考夫曼的“类推”理论

《类推与"事物本质"》的所谓诠释学立场只不过是作者在成书近二十年后的重构尝试。如果对其文本进行直接解读则可发现该书的写作其实更多的是基于新康德主义立场,以黑格尔的"同一与差异"辩证法为手段调和实然与应然的绝对对立关系的一种努力。而该书的最后结论是以事物本质的思考方式趋向于理想化的"类型"也即柏拉图的"理念"。该理论的主要缺陷则是混同了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法与"类推",同时使得"类型"陷入僵化。     

康德对道德律的探索——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两本著作的一些差异。前者以"何为最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为逻辑出发点,并以智性世界为基础论证了道德律如何可能;而后者从寻找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法则出发,推导出道德律,并且通过一个理性事实论证了道德律的可能性。康德独创性地从人自身的理性中寻找意志的决定根据,并最终确立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成功地在道德哲学领域掀起一场"哥白尼革命"。